公众形象是政治家的生命。一旦公众形象被毁，其历史评价就会大打折扣，甚至政治生命到此为止。古今中外，多数政治家都非常注重自己的公众形象。

刘邦是秦亡汉兴之际最注重个人公众形象的政治家，他为自己树立了几个优秀的公众形象：

刘邦获得的第一个公众形象是“长者”。这是项梁战死后，楚怀王熊心和身边的“诸老将”共同的认识。他们认为，项羽为人残暴，刘邦是“宽大长者”，因此，派刘邦西行入关。

刘邦对于“长者”的形象非常重视。他率先进入咸阳后，秦王子婴降汉。刘邦手下的将领中许多人建议杀掉子婴。刘邦说：当初楚怀王派我西行入关，就是看中我的宽容，而且“人已服降，杀之不祥”。所以，刘邦坚决不许杀子婴，而将子婴关押拘禁。项羽入关，杀了子婴。刘邦“十罪项王”时，把杀秦降王子婴作为项羽的一桩大罪。这说明刘邦从入关之日起就十分注重树立自己明主的形象。

刘邦“约法三章”，这三章约法虽然不具备可操作性，但对获得关中父老对自己“长者”形象的认同意义非凡。刘邦入关后，他需要的不仅是楚怀王熊心及他身边大臣对自己“长者”形象的认同，更应该争取关中父老对自己“长者”形象的认同。因为，入关之前与入关之后，天下形势发生了巨变：入关之前秦帝国未亡，入关之后秦帝国已亡。秦帝国的速亡让刘邦萌生了更多的政治追求，他对“长者”形象的认识与关注也和以前大不相同。

刘邦的第二个公众形象是“受害者”的形象。项羽入关，企图否定“怀王之约”，刘邦却牢牢抓住“怀王之约”，将自己打扮成项羽“负约”的“受害者”。他在鸿门第一次面见项羽时就委婉地表示：“然不自意能先入关破秦，得复见将军于此。”刘邦说：我自己都没想到能第一个入关灭秦，在这里与将军您见面。这话说得很有水平，看起来是恭维项羽，实际上是在明确暗示项羽：我刘邦是第一个入关的，应封关中王，因为这是在楚怀王面前早就约定的事情。

所以，项羽将刘邦封到巴蜀为汉王时，不得不说“巴、蜀亦关中地也”，就是担心背负“负约”的恶名。项羽之所以有这么大的顾忌，很重要的一点，正是刘邦一直宣传自己先入关该当关中王的结果。

有了这样一个铺垫，刘邦此后一直宣扬自己称王巴蜀是“失职”，自己未封关中王是项羽处事不公，自己是受害者。韩信在汉中对策中说：“大王当王关中，关中民咸知之。大王失职入汉中，秦民无不恨者。”刘邦的宣传让关中百姓也认定刘邦不当关中王是“失职”，失去了应有的职位，是受害者。

刘邦兵出三秦时，还专门派张良写了一封信，写给正在犹豫不决的项羽：“汉王失职，欲得关中，如约即止，不敢东。”这封信中，刘邦仍然将自己装扮成一位项羽大分封的受害者，表明自己只想得到关中，“不敢东”挑战项羽。正是这封信和刘邦转送的一封“齐、赵反书”——说齐、赵想联合灭楚，将项羽的怒火引向齐国，让刚刚进入关中的刘邦得到了宝贵的喘息机会。

刘邦为自己树立的第三个公众形象是“正义者”的形象。

汉二年（前205），刘邦东出函谷关，新城“三老董公”向刘邦讲述了义帝之死后，刘邦立即哭祭义帝，以“正义者”自居，将与项羽争夺天下说成是“击楚之杀义帝者”。为义帝报仇成了他讨伐项羽的一面正义大旗，刘邦俨然成为吊民伐罪的一位“正义者”。

在以后的军事行动中，刘邦始终把自己打扮成正义的代表，公开指出项羽违背道义的地方，借此激发将士的正义感。汉四年（前203），楚汉双方在广武山对峙，项羽要与刘邦单打独斗，刘邦却从当时的社会伦理道德出发，指责项羽十桩大罪，将项羽置于社会正义的对立面。

刘邦是个凡人，他也像天下所有的凡人一样，记仇，可是，刘邦非常注重树立自己“胸怀博大者”的公众形象。

雍齿在刘邦起兵之初，因为率丰邑降魏，弄得刘邦十分被动，从此刘邦恨死雍齿，雍齿后来投奔刘邦，虽然刘邦心中十分怨恨雍齿，为了表现自己博大的胸怀，还是收留了雍齿。此后，雍齿屡立战功，刘邦尽管旧恨未解，仍不得不重用。汉六年（前201），刘邦当皇帝后，大封列侯，受张良点拨，首封雍齿为列侯。这一切都是为了自己“胸怀博大者”的政治家形象。

刘邦当上皇帝后，曾经下令追杀项羽手下的大将季布，原因是季布当年作为项羽手下悍将，曾经多次打得他落花流水。但是，滕公受朱家之托，向他讲明不能为私仇而下必杀令后，刘邦立即明白，自己胜利后如果挥舞屠刀杀尽当年的宿敌，非常不利于自己的“胸怀博大者”的形象。为了维护自己的形象得学得有胸怀，所以立即下令：赦免季布。

正因为刘邦特别注重塑造自己的政治形象，所以他才能够赢得天下，开创了大汉王朝。

高祖刘邦对待个人公众形象的前后表现给了我们一点启示：帝国时代的政治家们极少有人能重视个人的公众形象，即使有人关注到这一点，也会因为担心个人权力有可能丢失而完全不再顾及。毕竟皇权比个人的历史形象更具诱惑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