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物入陕

“七七事变之后，紧接着，是八一三事变。南京情势，一天比一天紧急，存京的文物，不能不向后方疏散，以策安全。”从1937年11月20日开始，故宫文物分水陆两路向内地疏散，以免落入日军之手。水路是由两艘轮船载着9369 件文物从长江经重庆入川，陆路是搭乘三列火车，抢运出了7286 件文物，经过西安抵达陇海线的尽头宝鸡。

但疏散只有大方向，并没有确切的落脚点，“当时，只是以陕西为目的地而已，究竟存放在什么地方，只有到了陕西再说”。说是疏散，其实就是逃难，汇聚了中国文化精粹的故宫文物就这样开始了它长达八年的漂泊。

文物虽然通过火车跨越数省到了宝鸡，其间也只用了十天时间，但要安放它们却是个很大的问题。文物在宝鸡待了两个多月，他们很快就感到此地不安全，必须向更安全的地方迁移，于是在1939年2月22日开始再迁汉中。显然，故宫博物院院长马衡之前设想的南迁北路不是“看岷山”，而是很快就深入到了岷山中，要在一片大山中寻找藏身之地。

故宫文物南迁北线最艰难的时期才刚刚到来。

1937年12月到达宝鸡后，文物存放在宝鸡关帝庙和城隍庙。1938年4月11日运往汉中，存放在汉中文庙、褒城县宗营的马家祠堂、范家祠堂和张寨大庙。

从宝鸡到汉中，“没有火车，须用汽车载运，每车只能装二十多箱，需要三百多辆车次”。不仅如此，当时正是冬季，要翻秦岭，上山时有积雪，山路溜滑，非常危险。好在有西安行营的帮助，用了48 天时间把故宫文物运到了汉中。

“我们刚刚安定下来，行政院又来了命令，把所有文物运到成都储存。”是年5月，院长马衡与古物馆馆长徐鸿宝先期到成都落实储存之地，在得到四川省政府的帮助下，决定落点在蜀中千年古刹大慈寺。

1938年4月，马衡到成都拜会了川康绥靖公署主任邓锡侯，那时他才刚上任一个多月，就接到了这样一个特殊的任务，要求他派人保护故宫文物入川。4月30日，邓锡侯写信给当时的四川省政府代理主席邓汉祥，希望予以支持。

在落实了地点之后，故宫博物院又与四川公路局和新绥汽车公司（当时四川只有这两家汽车运输公司）签订了运输合约。当时从汉中到成都有近六百公里的路程，道路上常有险恶之处，损失难以避免，所以在这个合约中，新绥汽车公司坚持要对方支付回程空车的费用，而当时的情况是故宫博物院根本没有更多的选择，虽耗费沉重，但他们也只能无奈接受。不过他们也在想一些办法来弥补，既然运输公司不让步，那么还有其他解决办法没有呢？就在故宫的人先期探路到成都的途中，他们突然想到了一个办法：“我们知道西北一带缺少盐，如果能接洽四川盐务局运盐到汉中，岂不是一举两得？”

有了这个妙想，故宫博物院决定不妨一试。

文物入川

负责接洽联络的是故宫博物院古物馆馆长徐鸿宝，他找到了当时的四川盐务管理局局长缪秋杰，缪秋杰当即表示愿意从自贡到成都一见。5月上旬的一天，马衡院长与缪秋杰在成都会面，再度谈起了这个想法，希望能够以运盐到陕来弥补一点运费。缪秋杰非常支持，爽快答应，实际上就在一年后他还冒着生命危险亲自到上海组织抢运过淮盐。马衡没有想到这个难题竟然瞬间就解决了，想起在路途中遭遇的种种艰难，不禁有些感慨。

故宫文物是从5月26日开始由四川公路局的5 辆车转运的，第一批到达成都已经是6月中旬，“这日期距文物全部运到汉中，只有一个半月”。

新绥汽车公司把桥盐起运济陕则是从6月18日开始的。第一批盐有540 担，分装14辆汽车，走了两天到达广元，还算顺利。当继续在川陕公路上行驶时，就遇到明月峡一段塌方，汽车只好返回广元等候，哪知道这一等就是十多天。其实，这一条路的艰险，故宫博物院的人也是深有体会的。当时院长马衡与李济受故宫理事会的委托，专门去视察过沿路的情况，险象环生的道路让这两个大学者在惊恐中吃尽了苦头，吓得弃车步行。路途上的生活也让他们烦恼，“论到吃，一进饭铺，桌子上落满了苍蝇，黑黑的一片。”“论到住，我在成都虽然替他们买了两份铺盖，旅馆里的蚊虫、臭虫是没有办法的。而且大小便都要到猪圈里去，臭气熏人。”

新绥汽车公司是私营企业，既怕损坏汽车，司机也不愿意冒险。他们有前车之鉴，就在故宫文物的运输中，有一次车在经过绵阳附近时出险，车轮滑到了沟里，幸好只是把车摔坏了，而文物箱子却未被震破，那些价值连城的宝贝算是逃过了一劫。但新绥公司不敢再出事故，异常小心谨慎，沿途走走停停，一直到7月6日，首批桥盐才安全运抵汉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