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绪二十二年（1896），李鸿章访问英国。其间，英国首相索尔兹伯里，组织阁僚为李鸿章踢了一场足球。看台上，李鸿章问索尔兹伯里：“众人踢一个球，何不一人一个？”首相回答：“这是规则。”李鸿章不解，说：“下人看主人踢球，不合规矩。”

显然，这一问一答，透出文化不同，认知不同现状。李鸿章讲“规矩”，索尔兹伯里奉“规则”。两者之间，既有相通之处，也有质的不同。前者重人治，后者重制度，中间的鸿沟，一时难以逾越。

事实上，不同文化之间，对规则与规矩的理解不同。即使同一文化，也会因一个人的地位、视角与阅历差异，对同一事物做出不同判断。陈康祺《郎潜纪闻》载，乾隆四十年（1775），和珅入职皇家銮仪卫校尉，也就是给皇帝抬轿的轿夫。

按规则，轿子里的皇帝，与抬轿子的轿夫，有实质性交集的可能性，几同火星撞地球。一天，乾隆出巡山东，途中有侍卫急匆匆跑到轿子前，说云南急报，一个罪犯越境跑到缅甸去了。时清缅之战正酣，乾隆很生气，说：“虎兕出于柙，龟玉毁于椟中，是谁之过与？”

如果守规矩，和珅应该与其他轿夫一样，做茫然状，以衬托乾隆的英明与伟大。问题在于，才华横溢的和珅注定了与众不同。此时，朱熹在《四书章句集注》 中，对“季氏将伐颛臾”的剖析，一如此情此景的人设。和珅脱口而出，“典守者不能辞其责耳！”

史载，乾隆一问，和珅一答，开启了君臣二人共同颠覆治理规则、我即规矩的进程。陈康祺感慨，和珅“设稍感激知遇，持盈保泰，移其封殖自利之谋，以协赞军国，其功名福泽，岂在郭汾阳下？”视规则如具文，我即规矩，诚如陈寅恪先生所指，“避其名而居其实，取其珠而还其椟”。

窃以为，当个人意志为“珠”，规则即“椟”；当私利为“实”，规矩则“避其名”。况且，和珅一类官场戏精，对别人讲规则，对自己讲变通，玩的就是两套标准。可悲的是，和珅肆意践踏规则，我即规矩的得意之作“议罪银”，却深得乾隆帝嘉许。

在坚持规则、固守规矩这一点上，乾隆跟春秋时期的韩昭侯比，真差着一个档次。《韩非子》载：“昔者韩昭侯醉而寝，典冠者见君之寒也，故加衣于君之上，觉寝而说，问左右曰：‘谁加衣者？左右对曰：’典冠。君因兼罪典衣与典冠。”

按一般人的理解，韩昭侯醉而寝，管加衣的官员不在，管戴帽子的官员给盖了衣服，本是好事。但是，规则是各司其职，不能突破。典冠者干了典衣者的事儿，往小里说，是越位；往大里说，是乱政。韩昭侯“其罪典衣，以为失其事也；其罪典冠，以为越其职也”。

以此，绳轿夫和珅与乾隆帝，其高下立见矣！轿夫回答乾隆之问，是突破了规则。显然，轿夫的职责所在，是保证皇帝安全，而不是解惑答疑。按韩昭侯之论，“非不恶寒也，以为侵官之害甚于寒”。即使和珅满腹经纶，也难逃不守轿夫“规则”，犯有越位乱政之罪。

在李鸿章看来，不在典什么，而在为谁典。朕即天下，则规则与规矩，皆出于朕；权力在民，则索尔兹伯里阁僚，球场守规则，职场囿规矩。独韩昭侯“故明主之畜臣，臣不得越官而有功，不得陈言而不当。越官则死，不当则罪”之议，令李鸿章不解，何与索尔兹伯里相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