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孔子穿越到清末至二十一世纪的这一百多年，他一定认不出自己。

在各地文庙，孔子是天上下凡的文曲星；在康有为看来，孔子是“托古改制”的改革家。“新文化运动”的健将要“打倒孔家店”，“新儒家”则痛心于孔子蒙尘，文脉断绝，国将不国。

“文革”时期，孔夫子陪绑成为“批林批孔”的对象，似乎永世不得翻身。没想到二三十年来，孔子及背后的“传统文化”突然开始吃香，连各路骗子都要借“孔子热”分一杯羹。

无论支持，还是反对，太多人和政治流派把孔子当作一个符号，使他成为一个“箭垛式人物”，投射着个人欲望和时代风向。

我们先从两种熟悉的关于孔子的叙事说起，一种是圣化孔子，一种是矮化孔子。比如，关于孔子小时候陈设俎豆祭祀的故事，亲戚中有不少贵族，“耳濡目染，以礼为嬉，已是一士族家庭中好儿童”。大概是说，孔夫子小时候就是好学生，好礼乐学，是个“圣人胚子”。而在1974年出版的《孔老二罪恶的一生》连环画里，作者如此描绘：孔老二念念不忘自己是奴隶主贵族的后代，他从小迷恋贵族老爷的生活，喜欢用小碗小盘做祭器，学着向贵族祖宗磕头行礼的玩儿。活脱脱一个落后分子形象。

太过神圣的孔子，估计大部分人心里是犯嘀咕的；处心积虑开历史倒车的孔子，也不会有多少人信了。正如李零的《去圣乃得真孔子》所说，他愿意本着“一个学者的良心”，说出一个基本的事实——孔子没有把自己当圣人，也不是泥古不化的复辟分子。

在孔子的青少年时期，更有名的事件是他听说鲁国大贵族季氏办宴会，腰上扎着麻绳就去了，结果被季氏家臣阳虎赶了出来。这事应该对孔子刺激很深，司马迁专门在《孔子世家》记了一笔。这给后世的圣人门徒带来了大麻烦：作为天生圣人的孔夫子，怎么可能在给母亲守丧期间参加宴会呢？这不是打自己脸吗？

孔子被阳虎逐出，遭受羞辱，但没有刺激他走上“革命道路”，反而让他更加发愤向学。孔子的心理状态大概是，“你们觉得我不配当士，我就要证明，我比你们所有人都更符合士的标准”。

把孔子还原成具体的人，其实并不足以引起大家的兴趣，或者说，不足以引发大家长久的讨论。他身上应该还有某种特质，足够丰富，甚至足够矛盾，供人从不同角度解读、发展和利用。

先从孔子从政最大的事件“堕三都”谈起。孔夫子从鲁国首都市长，一年之后直升为司空，又由司空升为大司寇，成为鲁国的头面人物，声望日隆。他开始着手解决鲁国的老大难问题，就是大贵族“三桓”和鲁国君主的封地矛盾。

孔子的做法是推动拆分三家大贵族各自的封邑，也就是把“三都”的高大城墙都拆掉。利用“三桓”和各自家臣的内部矛盾，孔子顺利拆除季孙氏、叔孙氏的封邑城墙，但在孟孙氏那里碰了钉子，鲁定公亲自带兵攻打，也无功而返。

虽然按照《孔子世家》的记载，孔子后来又升了官，“由大司寇行摄相事”，但《鲁世家》《十二诸侯列表》记载，孔子这时候应该是离开鲁地，周游列国去了。前者是司马迁根据零散资料和传闻问题后者更可信。

孔子的治国理念按他自己的话说是“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安顿好各个阶层，不走极端。这一套概括成十六字真言：贵族本位，差序格局，上反专制，下反民主。

但实际推行起来，面对贵族分立的鲁国，他做的“堕三都”，背后还是削弱贵族势力，加强君权。我们假想，如果孔子的政策推行顺利，压制一切贵族，汲取鲁国民力。几代之后，鲁国真强大起来，争得了“战国七雄”的头名，但这肯定不是孔夫子所希望的理想世界。

办学也是孔子的一大事功，出仕和周游处处碰壁后，孔夫子更多投入到民办教育众民。

但实际上，孔子“有教无类”、扩大招生的一大影响是，那些出身不高的学生也有进入统治阶层的机会。用一个不够中性的词语来说，这叫知识或统治技术的“下沉”。这些足够听话又便宜的士人后备军，将带来统治阶层的“内卷”，开启一个没有底线却异常活跃的战国新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