量体裁衣

明朝嘉靖年间，京师有个姓周的裁缝，技艺娴熟，颇有声名。凡是经他手裁制的衣物，穿在身上，无论长短、宽窄，均不差分毫。

有个御史慕名前来，让他做一件圆角领（明代官员的一种礼服）。周裁缝跪在地上，问御史的任职年限。御史不解，问：“做衣服为何要问这个呢？”周裁缝回答：“小人问这个，正是为了裁剪衣物的需要。如果是初任官职，定会意气风发，身体就会微微后仰，做衣服时就要后短前长；等在职一段时间之后，心态稍微平静了，衣服就要前后一样；等任职时间久了，又想升迁时，就会表现得很谦卑，身体容易前俯，衣服就应做得前短后长。所以小人要问大人的任职年限，否则做出来的衣服恐怕会不合身。”

贪官不准死

康熙帝创造了一个“太平盛世”，但同时也创造了腐朽不堪的政治面貌，到雍正帝接任的时候，国库已经亏空得非常厉害。

雍正帝明白，所谓的“太平盛世”只是“以腐养安”养出来的假象罢了，国家的税收经过各级官员的层层贪污，到了国库的时候往往已经所剩无几。雍正帝视察国库时，看到那区区几百万两白银，顿时拍案而起：“蛀不治，禾安芾？”雍正帝决心下大力气治理官场腐败。

一场全国性的反腐严打很快展开，雍正帝派出很多钦差大臣赶赴各地调查。谁知反腐工作刚一开始就发生了两起意外，广东道员李滨和福建道员陶范都身涉贪污受贿和亏空案，他们自知无法躲过这场灾难而畏罪自杀。以往，像这样的案子只能不了了之。中国风俗向来死者为大，人死了，一切也就曲终人散作罢了。

但雍正帝不吃这一套，他心里再明白不过，“死”只不过是巨贪们走投无路时的一条对策，人死不过头点地，他们无非想用自己的死来保住家人的福，保住万千财产供子孙们享用。于是雍正帝下令：死也不能放过。雍正帝顶着中国传统习俗里最大的忌讳，下令挖坟斩首、抛尸荒野。针对活人的手段也没停下，他们不是想把贪污来的钱留给子孙们享用吗？没门儿！哪怕他们死了，也要继续抄他们的家，把他们的子孙后代都抓起来，根据他们的财产状况作出不同程度的处罚，有的砍头，有的坐牢，有的流放……

接着，雍正帝发布了一道命令，全国官员谁也不准死，谁敢死，不管出于什么原因，一律挖坟斩首，然后抄家没收财产，根据不同的财产状况处理子孙问题。这样一来，那些原本还想着以死来保全家的贪官，霎时都变成了“怕死鬼”，生怕自己一死掉家里反而要遭更大的罪，子孙们也不敢接管钱财，甚至纷纷把钱还了出来，宁穷不富，以免惹上官司。就这样，那些贪官只能眼巴巴地坐在家里等着雍正帝来收拾了。

短短五年时间，雍正帝的反腐工作就取得了极大的成效。国库从康熙年的八百万两猛增到五千万两，更重要的是官场风气得到很大的改善，最终成就了“雍正一朝无官不清”的历史评价。话或许有些夸张，却足以说明雍正帝的反腐攻坚战打得多么响亮。

宋朝

宋真宗大中祥符九年（1016年），当漫天的蝗灾突起时，相州兖州等地的地方官们，不思抗灾救百姓，却纷纷提笔写马屁奏章：皇上放心，俺们这里虽说闹蝗虫，但绝对没有蝗灾。为什么呢？因为皇上您皇恩浩荡，连蝗虫们都深受感动，正一拨接一拨的羞愧自杀呢。就算活着的蝗虫，也饿死都不吃庄稼，绝不给大宋添堵。

宋真宗因此信以为真，不料蝗灾一口气蔓延到江淮河北陕西等地。

有天中午，宋真宗正香喷喷地吃午餐时，一抬头就看到天黑了——黑压压的蝗虫遮蔽了汴京上空，连灿烂的阳光都被遮得无影无踪。刚为“蝗虫羞愧自杀”欣慰不已的宋真宗，当场愣在餐桌旁，饭都吃不下去了。那几位“作精”官员，自然遭到严惩。就连宋真宗本人，也从此健康每况愈下。

步后尘者得大蒜

为解决北方粮食不足问题，清代每年都要将中南各省所产之米，通过大运河北运京师，谓之漕运。当时漕帮当家人是尤五。上海大商人沈生义见了也想投资漕运，家中的王管事却说不妥，沈生义不解：“漕运这么赚钱，为什么不妥？”

王管事说：“有个故事，便把两袋大蒜给了他。这便是‘得先机者得金子，步后尘者得大蒜’。漕运已经有尤五，这么多年根深蒂固，我们根本动不了他，人家做生意得金子，我们做得再好也就得个大蒜，不如另辟蹊径，方是上策。”

沈生义问：“什么上策？”

“开辟海运，组建沙船帮，没人和我们争，我们是第一个！”

沈生义连声说好，投入巨资组建沙船帮，开始经营海运。

后来，运河梗阻，漕运不畅，道光帝下诏改漕运为海运，沙船帮成为首选，有朝廷支持做大做强，等漕帮的尤五反应过来已经晚了。几年后漕帮解散，退出了历史舞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