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科技和医学都不发达的古代，一旦来了疫情如何应对？其实，古人也很有智慧，有很多防治的办法，如药酒、掩埋尸体、建隔离医院、药物医治等。

秦朝时就设有疠迁所，是当时专门收容麻风病人的隔离治疗医院，距今已有2200多年的历史，应该是世界上最早的麻风病隔离医院。

1975年湖北省云梦县睡虎地发掘的秦代竹简（《睡虎地秦墓竹简》）上记载：“城旦，鬼薪疠，何论？当迁疠迁所。”“城旦”是秦朝的劳役刑之一，是指强制男性犯人早起去修筑城墙的苦役；“鬼薪”是秦朝时的一种徒刑，指从事官府杂役、手工业生产劳动以及其他各种重体力劳动等；“疠”指麻风病。在秦朝，人们如果发现身边有人染上麻风病，要立即向官府报告，官府将患者抓捕后，经过医生确诊，将其送到疠迁所进行强制隔离，以防止麻风病毒传播蔓延。

《睡虎地秦墓竹简》在“封诊式”一节里详细记录了一个病例：某里的里典甲将该里士伍丙送到官府，报告说：“怀疑他是麻风病，将他送到。”官员问丙，丙供称：“在三岁时患有疮伤，眉毛脱落，不知道是什么病，没有其他过犯。”官员命医生丁对丙进行检验，丁报告说：“丙没有眉毛，鼻梁断绝，鼻腔已坏，探刺到他的鼻孔，不打喷，臂肘和膝部……两脚不能正常行走，有溃烂一处，手上没有汗毛，让他呼喊，其声嘶哑，确诊是麻风病。”

汉平帝刘衎即位时才9岁，实际是由大司马王莽主持朝政。这个小皇帝也是多灾多难，在他改元的第二年就发生了大灾难。《汉书》记载，元始二年（公元2年）四月，郡国发生大旱灾、蝗灾，青州尤为严重，赤地千里，饿殍遍地，瘟疫大流行。

面对严重的灾荒和疫情，王莽积极布置救灾防疫，并带头捐款。在他的带动下，230名官民献出自家的田地住宅，以救济灾民。灾区普遍减收租税，灾民得到充分抚恤。王莽还在长安城中造一条闾里，建邸舍房屋200区，朝廷将灾民中的染病者安置在其中，派来医生，送来药品，进行隔离医治，以防止相互传染。

另外，朝廷还撤销皇家在安定郡的呼池苑，改为安民县，建起官署与住房，招募贫民迁居于此，由县官发给口粮，并分配土地与生活用具，借给犁耙、耕牛、种子和粮食，让灾民病愈后在这里安居乐业。大司徒司直陈崇为宣传王莽，上表赞颂王莽的功德，说他可与古代的圣人媲美。

唐朝时的长安城人口增多，人流量大，疠疫传播快，当时有官办、民办的传染病院，一些寺院也辟有疠人坊。

《太平广记》引《纪闻·洪昉禅师》说：“昉于陕城中，选空旷地造光寺，又建病坊，常养病者数百人。”而且做到男女分住，给予一定的供养和照顾。五代冯鉴着《续事始·病坊》载：“开元二十三年，断京城乞儿官，为置病坊，给廪食焉。近代改悲田院，或曰养病院。”

《元和志》载：“唐至德二年冬月丙寅，筑养疾院于泾阳。”《泾阳史话》说，肃宗第十一太子嘉纪居此疗养达三年之久，后来成为达官贵人隔离疗病的医院。当时设有太医、医生、医士，药承和徒工30多人，并有御林军武士，兵勇20多人侍从保护。有时养疾院还派医士给附近民众看病，舍药给他们，并讲解一些治疗疾病的知识治病，民众称其为“孤贫院”。患者病愈后，留在院里干些杂务和耕种，以院养众。

北宋文学家苏轼对中医颇有研究，在医药、养生和防疫方面有很多建树。苏轼曾专程到老家眉山拜访当地名医巢谷，寻医问药，恳求防治瘟疫的药方，得到好友巢谷的祖传秘方“圣散子”。苏轼在《圣散子叙》中说：“若时疫流行，平旦于大釜中煮之，不问老少良贱，各服一大盏，即时气不入其门。”

元佑四年（公元1089年）七月，52岁的苏轼得到皇太后的恩宠东山再起，到杭州任太守。在他上任不久，杭州大旱，颗粒无收，饥民哀号，流离失所，造成疫疾大流行。苏轼立即上奏朝廷，请求免去本路上贡米的三分之一，又得到赐予剃度僧人的牒文，用以换取粮米救济饥饿的人，向贫病交加的百姓减价出售常平仓的大米，以解饥荒，这才稳定了物价。他还命令官府做了很多饘粥，救济饥民，又拿出圣散子方，配成药剂发给患者，并派官员带着医生到各街巷为患病者医治，救活了很多人。

苏轼在《圣散子后叙》中说：“去年春，杭之民病，得此药全活者，不可胜数。”更难能可贵的是苏轼能从长远考虑，他深知“杭，水陆之会，疫死比他处常多”，于是将朝廷拨付的修缮费节约出来的2000缗钱拿出来，自己又慷慨解囊，捐出50两黄金，在杭州城中心众安桥，很快建起了一处病坊，取名“安乐坊”。据记载，安乐坊在三年里就医好了上千个患者。苏轼还未雨绸缪，广蓄粮米、药品，以备急用。

后来，朝廷充分肯定了苏轼的做法，将安乐坊收归朝廷管理，并拨付经费，还赐给该院医护人员“紫袍”，使其具备了官员身份。宋徽宗崇宁元年（公元1102年），朝廷开始在各地设置安济坊，专为穷苦人治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