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东坡和苏辙，老哥俩都是人丁兴旺，子孙绵长。苏东坡生了四个儿子，其中一个没满周岁就夭折了，所以算是三个。苏辙也是三个儿子。苏东坡没有女儿，苏辙却有七个女儿，其中两个不幸夭折，五个女儿长大成人。

当代人也许很羡慕苏辙，足足有五个“招商银行”兼贴心小棉袄啊！比苏东坡幸福太多了。

在宋代，可不是那么回事。

苏辙的五个女婿分别是文务光、王适、曹焕、曾纵、王浚明，都来头不小。其中文务光是着名画家文与可的儿子，王适是比部郎中（刑部三司之一，相当于司局级）王正路的儿子，曹焕是光州知府曹九章的儿子，曾纵是中书舍人兼着名文学家曾巩的侄子，王浚明是虢（音同国）州知府王廷老的儿子。

在苏东坡和苏辙哥俩中进士之前，眉山苏家的结亲对象不出四川，而且以平民为主。例如苏东坡的祖父苏序娶的是平民之女，苏东坡的父亲苏洵娶的也是平民之女程氏（程家在苏洵婚后多年才飞黄腾达，从平民变成官宦）。苏东坡的发妻王弗是王方之女，王方的身份是“乡贡进士”，就是没考中进士的举人，一辈子没能做官。苏辙的发妻史氏是一个小地主的女儿，家产与苏洵或许相当，中产而已，终究也不是官宦。苏东坡的姐姐苏八娘倒是嫁入官宦之家，公爹程濬官至转运使（相当于副省长），老公程之才也中了进士。但她作为平民之女，在程家备受虐待，过门两年就香消玉殒，苏程两家因此成为世仇。

自从苏家兄弟双双考中进士，先后出任地方官，又逐步跻身于权力上层，苏家的结亲对象变了，从平民变成了士大夫，无论是儿子娶妻，还是女儿出嫁，甚至包括远房侄子和远房侄女的婚配，都离不开官场小圈子和文学艺术圈。

宋神宗熙宁六年（1073年），苏东坡一个堂姐的女儿出嫁，由苏东坡亲自做媒，嫁给了一个前途远大的新科进士。苏东坡的堂姐和堂姐夫都是平民，但是有苏东坡这棵大树在，堂侄女岂能再与平民结亲？一人得道，鸡犬升天，一人做官，亲族长脸，说的不就是这个意思吗？

苏东坡对亲戚很照顾，拍胸脯打包票要包办堂侄女的嫁妆。可事到临头，才发现钱不够，只得向朋友们借钱，总算从驸马都尉王诜（音同申）那里借了二百贯（参见苏东坡《与驸马都尉王晋卿第六书》）。

王诜是宋英宗第二个女儿魏国公主的老公，身为皇亲国戚，财大气粗。他在开封西郊拥有一座大别墅，经常在那里招待苏东坡、文与可、黄庭坚、李龙眠（李公麟）等文艺大腕，一起品茶论画。绘画史上赫赫有名的《西园雅集图》，就是李公麟以王诜在别墅里举办的文艺沙龙为题材绘制的。对王诜来说，二百贯铜钱就是毛毛雨！

在北宋中后期的和平年月，铜钱购买力一直坚挺，一贯铜钱相当于现在的人民币800元，二百贯铜钱即16万元。苏东坡借这些钱为堂侄女办嫁妆，说明整个嫁妆绝对不止16万元，可能会是20万元、30万元，或者更多。

嫁一个堂侄女而已，苏东坡为啥要花这么多钱呢？因为宋朝流行厚嫁，且越是夫家地位高，越要陪嫁丰厚。

南宋初年，跟随宋高宗南渡的大臣李光生了个女儿，朋友写信祝贺，李光回信道：“家有五女，贼盗不过其门。”你们就别祝贺了，我发愁还来不及呢！家里有五个女儿，连小偷都不屑于光顾我们家。这是为啥呢？因为仅是陪送嫁妆这一项，就能让这个家庭走向破产。

苏辙的孙子苏籀（音同皱）着有《栾城先生遗言》一书。据该书记载，宋徽宗即位那年，苏辙为了嫁小女儿，不得不卖掉早年在开封购置的田地，售价九千四百贯，全部作为陪嫁。按照购买力，这些钱相当于现在人民币750多万元。

苏辙晚年写过一首《买宅诗》，开头就说：“我老未有宅，诸子以为言。”我七老八十的人了，竟然还没有房子，搞得几个儿子一直抱怨。事实上，苏辙早年是有房子的，但是为了嫁女儿，把房子卖了。苏东坡则在写给朋友章惇的一封信里帮苏辙哭穷：“子由有五女，负债如山积。”

宋朝家训经典《世范》写道：“当早为储蓄衣衾、妆奁之具，及至遣嫁，乃不费力。若置而不问，但称临时，此有何术？不过临时鬻田庐。”你生了女儿，就要早早地准备嫁妆，假如等到出嫁时才去准备，怎么来得及呢？恐怕只能卖房子卖地了。

北宋名臣范仲淹俸禄优厚，一个人把叔叔、大爷、堂叔、堂伯、哥哥、兄弟、堂兄、堂弟……整个家族都养了起来，家族里不管谁家办红白喜事，都是范仲淹出钱资助。为了做到不偏不向，他定了个规矩：凡是族里男孩娶亲，按照二十贯的标准送彩礼；凡是族里女孩出嫁，按照三十贯的标准办嫁妆。很明显，就是再简朴的婚礼，女孩办嫁妆也要比男孩送彩礼更费钱。

南宋名臣吕祖谦也定了一条族规：“嫁一百贯文省，婚五十贯文省。”吕氏大家族的姑娘出嫁，嫁妆按一百贯的标准操办；小伙子结婚，彩礼按五十贯的标准操办。还是女孩出嫁更费钱。

连皇帝宋神宗都抱怨：“嫁一公主，至费七十万缗！”嫁一个公主，竟然要花费七十万贯！那可是皇帝嫁闺女，用不着高攀吧？用不着巴结男方吧？但是照样要厚嫁。查《宋史·礼志》，宋朝皇子娶妻，平均花销一万两；而公主下嫁，平均花销十万两。也就是说，皇帝为儿子娶媳妇花的钱，只是为女儿办嫁妆花费的十分之一。

宋朝为什么会刮起一股厚嫁风呢？因为在宋朝，妇女是有独立财产权的。为了女儿婚姻的安全和幸福，宋朝的父母给女儿办嫁妆，一定不惜血本。婚书后面都要列一张密密麻麻的财产清单，注明陪嫁了多少首饰、多少衣服、多少房子、多少土地。

然而，丰厚的嫁妆有时仍然买不来女儿幸福，反而带来了严重的问题。蔡襄在任福州（福建）州官时，发布文告指出：“娶妇何，谓欲以传嗣，岂为财也。”可见当时以娶媳妇来获取财物已经成为一种社会风气。

蔑视传统的司马光则坚信，新娘不会因嫁资受到保护；相反，还会为此陷入险境：“爱其女者，务厚资装，以悦其舅姑，殊不知彼贪鄙之人，不可盈厌……故婚姻之家往往终为仇雠矣。”那些心疼女儿的父母，准备了丰厚陪嫁来取悦男方父母，殊不知人都是贪得无厌的，为了这些钱，婚姻通好之家往往最终变成了仇人，何苦呢？

的确，在一些家庭，嫁妆一旦送到新郎家，“朝索其一，暮索其二……至有割男女之爱，辄相弃背”。说家里（把嫁妆）今天要点，明天要点。能完全置身事外，绝不让公婆家动用嫁妆的媳妇，在这个家庭里也会过得非常艰难。夫妻间的那点情义，都叫钱给毁了！

无论在古代还是今天，人们总想拿金钱买来幸福，但现实总是难遂人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