戊戌政变之后，在日益险恶的政治争斗中，工于心计、精于权谋、敏于窥测、善于转圜的湖广总督张之洞审时度势、沉着应对，策划“东南互保”，关键时刻残酷镇压维新派的自立军。危机过后，他的权位更重更高。当慈禧宣布欲行“新政”时，张之洞和刘坤一积极响应，联衔上了三道奏折，即轰动一时的“江楚会奏变法三折”，规划了“新政”第一阶段的实际纲领。

一、

对义和团，张之洞一直主剿，两广总督李鸿章、两江总督刘坤一、山东巡抚袁世凯都坚决主剿。

1900年6月19日，清政府正式决定“向各国开战”，给北京义和团发放粳米二万石、银十万两，并命令清军与义和团一同攻打使馆区。得此消息，刘坤一、张之洞认为大祸临头，主张坚决镇压义和团，保护各国商侨教士和使馆，对各国政府道歉，对6月11日被清军杀害的日本使馆参赞杉山彬一事“优加抚恤”。最后，他们几乎是哭求朝廷：“宗社安危所关，间不容发，再过数日，大局决裂，悔无及矣。”

然而，众多封疆大吏的哀求依然无济于事，慈禧于6月21日发布对外宣战上谕。

在朝廷与各国正式宣战之前，以刘坤一、张之洞为核心的东南地区督抚感到大局已难挽回，于是开始大胆筹划以“保境安民”为主旨的“东南互保”。

二、

就在紧锣密鼓地筹划、运作“东南互保”的时候，一个突如其来的事件使张之洞紧张万分，一时竟不知应如何处理是好。

当北方义和团运动进入高潮，清王朝政治顿时陷入一片混乱时，康有为、梁启超认为时机已到，决定“武装勤王”，即用武力救护光绪皇帝，使其重新执掌大权。年轻的维新志士唐才常，主动承担了这个危险而艰巨的任务。

1867年出生的唐才常是张之洞创办的武昌两湖书院的学生，因学习成绩优秀，很得张之洞器重。而张在甲午之后痛责李鸿章卖国，则使唐对张之洞钦佩异常。

1899年深秋，唐才常从日本回到上海后，立即组织了“正气会”；1900年春，当义和团在北方兴起时，他将“正气会”改名为“自立会”，并组织自立军。

几个月来，唐才常的自立军在以两湖为中心的长江中下游发展迅速，而且汉口是自立军总机关所在地，也是自立军起义的指挥中心。这些活动都是在镇守武昌的湖广总督张之洞眼皮底下进行的，由他指挥的湖北“新军”中还有些士兵和下级军官秘密参加了自立军。对此，张之洞早有所闻，但他一直没有采取镇压行动，只是多招了两千名兵丁，设置了特殊的江河巡逻，加强对自立军的防范。其实，正因为张之洞的容忍，甚至可以说是某种程度的放纵，自立军才可能短时间内迅猛发展。

在此局势大乱之际，老谋深算的张之洞深知任何事情都不可轻举妄动，对自立军，他静观局势发展，相机行事。在慈禧、光绪最终谁能掌权的局势未明朗以前，他采取了“明”“暗”两种手法。在明面上，他大张旗鼓地宣扬拥护慈禧；暗地里，他又容忍了自立军明目张胆的反慈禧活动。

之后，局势明朗：8月15日，慈禧太后挟光绪帝仓皇出逃，但联军并未派兵追缉太后，途中慈禧还不断发布命令。张之洞明白，清王朝的大权将仍在慈禧手中。从8月18日起，大批会党成员潜入武汉，准备23日起义。在这千钧一发的关键时刻，张之洞终于做出最后的抉择，赶在自立军起义之前于22日清晨突然行动，将唐才常、林圭、傅慈祥等起义领袖共二十多人一网打尽，当晚斩杀！之所以要如此迅速斩杀唐才常等人，只因要杀人灭口，不能让朝廷知道自立军曾经与他有过联系，以及他对自立军曾经采取静观甚至纵容的态度。

三、

在这种情况下，当获知慈禧1901年1月29日宣布欲行新政的“上谕”时，张之洞对慈禧在如此短时间内几乎是180度的大变化，不能不深有疑虑，不知她是真心还是假意。所以，内心一直要变法、行新政的他并未立即积极响应，而是小心谨慎地打探虚实。

经过一番探听，他得知此谕确得慈禧首肯，才开始积极行动。不过，正当他满怀希望时，又从几个渠道得知慈禧强调新政不得偏重西法，他又大惑不解，在给友人的信函、电报中，他提出如果“变法不重西，所变何事？”所以，他又要心腹探明“究竟此事慈意如何？”后来，心腹复电劝他可以实际行新政，但“不必拘定西学名目”，因为慈禧等人对“西学名目”深为反感，否则将“授人攻击之柄”。

有此信息，张之洞的行为更加慎重。他在与其他大员的信中坦承自己的策略，在观念上必须认识到变革只能“以仿西法为主”“非变西法”“必变西法”，但措辞上则在“采西法补中法”“浑化中西之见”这两句上大做文章，因为“新政上谕”中也说要“取外国之长，补中国之短”，“参酌中西政要”。他进一步提出，不妨准备两个奏折，一折提出一些比较彻底的以学“西法”为主旨的具体措施，而另一折的主要内容则是变革中国旧法，略加整顿、稍为变通即可，以备前折被朝廷否定之用。但他还是强调，应冒风险努力说服朝廷接受第一折。

权重一时的张之洞如此谨小慎微，其他总督、巡抚更是如此。面对这种情况，张之洞提出东南各省督抚要互相商量，互通声气，复奏基调一致，共担责任。此议一出，得到东南各省督抚热烈响应，而山东巡抚袁世凯、两江总督刘坤一早就有此意见，早就先后致电张之洞，要他先拟大纲供各省参考，自然对此更加积极。

此事正在紧锣密鼓之际，袁世凯突然得到消息，朝廷并不同意各省督抚联衔会奏，强调要单衔上奏。经过一番考虑商量，张之洞分别致电原先联络过的各督抚，要他们单衔上奏。不过，他提醒说虽然是分别上奏，但应互通声气，大意应当相同，论调应当一致，以显公论。但是，两江总督刘坤一却坚持要与张联衔上奏。可能考虑到地方大员中只有刘与自己是新设立办理新政的“督办政务处”的参预政务处大臣，张同意与刘联衔上奏。经过二人反复斟酌、磋商，他们联衔在1901年7月中旬连上三折，对新政提出了一系列具体建议。这三份奏折史称“江楚会奏变法三折”。直到1905年，清政府实行新政的所有措施，大致不出此三折内容。

从镇压维新派的自立军到上奏行新政的“江楚会奏变法三折”，为时不满一年，从中可以看到重臣张之洞的心狠手辣、冷酷无情，可以看到他的开明、谨慎与谋略，可以看到新旧矛盾间众大臣的动向，可以看到朝廷变革的被动与无奈，可以看到维新派渐趋激烈的变化。 

（摘自《中国切片，19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