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变我命运的人叫储国恩，是冀中抗日根据地文新县大队的大队长。他个子不高，方脸阔嘴，黝黑粗壮，不像个带兵的队长，倒像个卖苦力的。储国恩把我掂在手里，用大拇指试着我的舌刃，他的表情渐渐严肃起来，突然抡起我劈向一根木头。在我深深嵌进木头的那一刻，奇袭姜庄子的作战方案已经成竹在胸。

很快，我和另外15把斧子别在了16名战士的腰里，这些战士来自县大队和二区小队，我们要去执行一项神圣的任务。文安城南姜庄子据点刚刚住进一群鬼子，我们要神不知鬼不觉地摸进村，给鬼子的脑袋搬搬家。大队长在动员会上说，论武器装备，论兵力部署，县大队都明显处于劣势，姜庄子据点不仅有25个日本鬼子，还有百十号伪军协防，硬拼代价太大，只能智取，出奇制胜。

他们开会商量的时候，我在一旁静静地听着。时间是1942年阴历正月初八，春节刚过，天空像黑黢黢的锅底压下来，零零星星的雪花像锅里掉下来的米粒儿。他们开会的村子叫牛各庄，在文安城东北方向，距姜庄子30多里。16名战士在夜色掩护下潜入姜庄子，伺机行动。

漆黑的夜，漆黑的路，寒风卷着雪花抽打在战士们的脸上，也打在我的身上。我躁动不安，内心有一种情绪在奔涌，大队长觉察到了，安抚着我，摸摸我的头，让我冷静。

我数了数，他们16个人除了每人一把斧子，只带了7支短枪。这不是去玩儿命吗？要知道姜庄子据点里有一门野炮、两挺机枪、30来支三八大盖儿和短枪，一屋子的弹药。这还不算伪军的装备。那天有个孩子送来情报，据点里的情况摸得一清二楚。孩子是县大队的眼线，为据点里的鬼子扫地，把犄角旮旯都给扫描了。

研究作战计划时，也有人提出不同意见，认为这步棋太险，孤军深入，敌众我寡，恐有不测。储国恩马上接过话茬：我们唯一的胜算就在于冒险。如果连日本鬼子都认为我们不敢冒这个险，我们就已经成功了一半。等出了正月，鬼子建了岗楼、挖了封锁沟，再想下手就难上加难了。大家心里明白，大队长也是被逼的，县委和县大队已经没有了退路，姜庄子据点像一根毒刺揳入了抗日根据地，建成半个月，县里的工作就受到很大影响，上下不通，左右不畅，不及时剔除这根毒刺，损失不可估量。

我们是正月初八前半夜进入的姜庄子。战士们头上冒着热气，嘴里吐着热气，我们身上闪着寒气。

我们杀进鬼子据点是正月初九的凌晨，天似亮非亮，站岗的哨兵偷偷回屋取暖，做早饭的伙夫刚刚打开门。战士们像从地底下突然冒出来，伙夫当时就晕成了一摊泥。日本鬼子睡觉很讲究，每人一个睡袋，三九天也脱光了，像头煺了毛的猪钻进去。我们的到来终结了他们的美梦。要不是有个鬼子开了枪，这场战斗会更漂亮，会成为一场更为经典的斧头战，不用一颗子弹就把鬼子们送上西天。伴随着鬼子的枪声，一名战士倒下了，他手里的斧子掉在了地上。即使最后是激烈的枪声为胜利画上句号，这场战斗仍被传颂为“姜庄子斧头战”,受到冀中军区司令员通令嘉奖。那是我第一次尝到血的滋味，侵略者的血。因为这场战斗，我被载入史册。时至今日，在华北地区一提起“姜庄子斧头战”几乎无人不晓，人们会不由自主地竖起大拇指。

战斗结束后，大队长指挥打扫战场，我在他手里左顾右盼，生怕漏掉一个喘气的脑袋。院子里躺着21具鬼子的尸体，仓皇逃跑的4个鬼子也在村边被“报销”了。我一不留神碰到了那门三八野炮，发出响亮的金属之声。我的面前，横躺竖卧着缴获的武器，野炮、机枪、步枪、弹药。我在它们面前昂首阔步，它们向我低下了头，连那门向来仰着脖子不可一世的野炮，也跪在我的脚下。我轻轻敲击着它们，有几分胜利的快感。

从腊月二十三鬼子进驻，到正月初九被县大队一锅端，姜庄子据点只存在了短短半个月的时间，这大概是中国战场上最短命的日军据点了。鬼子万万没有料到，他们煞费苦心构筑的堡垒，连同他们的脑袋，被十几把斧子砍得七零八落，不到一个小时，灰飞烟灭。

当敌人的援军赶到时，县大队的战士们早已消失得无影无踪，连县委机关都转移了。鬼子也不是白跑一趟，收尸的活儿正等着他们呢。村边协防的伪军脚底下抹油，差不多跑光了。

一场战斗，让我名垂青史，但我不愿过多分享文新县大队的荣誉，我不能喧宾夺主，他们才是真正的英雄。战士张广寿，年轻的生命永远地定格在姜庄子。我没有走进历史博物馆，战争结束后，我悄悄回到农民家里，继续劈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