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征女红军知多少
年月，第五次反“围剿”失利，中央红军.万余人被迫进行战略转移。
既然是战略转移，就不可能把所有人都带走。对于女同志参加长征，中央当时规定了个条件：一是共产党员，政治可靠；二是有独立工作能力，会做群众工作；三是要身强体壮，能适应艰苦环境。
经过严格筛选和把关，最终确定参加长征的女同志共有人：蔡畅、邓颖超、康克清、贺子珍、刘英、刘群先、李坚真、李伯钊、钱希均、陈慧清、廖似光、谢飞、周越华、邓六金、金维映、危秀英、杨厚珍、吴富莲、钟月林、甘棠、肖月华、危拱之、李建华、王泉媛、李桂英、谢小梅、曾玉、刘彩香、丘一涵、吴仲廉、彭儒、黄长娇。出发时，彭儒、黄长娇因病留在苏区，最后只有名女红军跟随中央红军踏上了漫漫征程。
长征开始时，这些女红军组成由刘群先任队长、金维映任政治委员的妇女队，在中央纵队工作团团长董必武、副团长徐特立的带领下，与中央纵队卫生部一起行动。到达贵州黎平后，编为干部休养连。其中一部分人因伤病、怀孕或体弱为休养员；一部分为工作组组员，担任调查土豪、宣传群众、寻找民夫等任务；一部分则为政治战士，主要任务是随担架行军、做好担架排和运输班工作、稳定民夫情绪，以及打土豪、筹粮筹款等。
中央红军离开贵州后，谢小梅、甘棠、李桂英三人被留下参加地方工作。与红四方面军在四川懋功会师后，吴富莲、王泉媛、吴仲廉被派到红四方面军工作，并参加了西路军，经历了失败、被俘等种种磨难。康克清、李伯钊等曾一度到红四、红二方面军工作，后辗转来到陕北。最终，参加中央红军长征的名女红军中只有人胜利到达陕北。
出发前，红、红军团对部队中的老弱病残、妇女儿童及医院、兵工厂等不便于长途行军的人员与单位都作了妥善安置。随队长征的女红军只有李贞、陈琮英、戚元德、陈罗英、马忆湘、蹇先任、蹇先佛等人。
这些女红军没有单独编队，也没有统一的组织，而是被分散在各个单位中。她们中有干部、机要员、宣传队员、护理员、炊事员等，有的是姐妹，有的是母女。
蹇先任带着刚刚出生天的贺龙之女贺捷生踏上了长征之路。许多年后，贺捷生回忆道：“每天行军时，母亲怕树枝划了我，就用布袋子兜着我。她把布袋挂在胸前，这样她可以时时照看着我。母亲行军时的摇晃，天上飞机的轰鸣，地上的枪炮声，出生不满个月的我，就是在这种奇特的摇篮曲伴奏下活下来的。”
年月，红四方面军近万人撤离川陕苏区，强渡嘉陵江，踏上了长达个月、漫漫万里的征程。
在这支队伍中，有中国工农红军历史上唯一一支成建制的妇女作战部队——妇女独立师。最初，妇女独立师有多人，是长征队伍中女红军人数最多的一支部队，但损失也最大，最终到达陕北的只有多人。
年月，刚刚走完长征的妇女独立师缩编为妇女抗日先锋团，下辖个营个连，共余人，随红四方面军总部踏上了无比艰辛的西征路。经过半年多的浴血奋战，妇女团在祁连山全军覆没，只有数十人历经种种磨难后重新回到了革命队伍中。
刻骨铭心的苦乐记忆
在艰苦卓绝的长征途中，许多女红军牺牲在战斗中，倒在行军路上。有幸走完长征、最终见证了新中国诞生的人，也或因长期劳累、营养不良，导致终生不育；或因行军不便，不得已将战火中诞生的至亲骨肉遗弃，一辈子生活在思念和愧疚当中。然而，经年以后，沉淀在这些女红军记忆深处的，除了艰难和困苦，更多的是那种以苦为乐的乐观精神和革命必胜的信念。
长征途中，女红军的衣食住行几乎都是最原始的。据刘英回忆：从中央苏区出发时，她的全部家当就是一条毯子、几件必备的换洗衣裳和大约够吃天的口粮，所有东西打成一个背包。腰带上挂着一个搪瓷缸，走起路来叮当作响。遇上阴雨天经常被淋成“落汤鸡”，在严重缺水的地方则是满身灰尘。
恶劣的自然条件和严重的物资匮乏，让这些正值豆蔻年华的女红军性别意识越来越淡。长发是肯定不能留的，不仅是因为在作战时要防止被敌人认出是女的，还因为基本的清洗都成问题，不少人的头上都有虱子。对此，彭德怀曾开玩笑：“无虱不成军，没有虱子的不算长征干部!”每当宿营时，无论男女老少、职务高低，都有一项“必修课”——捉虱子。为了少受虱子之苦，一些女红军干脆剃成了光头，加之长时间的营养不良，使不少女性的第二性征不明显，队伍里经常闹出误会，还曾发生过女红军宽衣解带，让当地妇女“验明正身”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