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健吾是中共早期隐蔽战线上，从事对敌斗争的卓越一员。他带有江南水乡青浦“水文化”的传统基因，智慧灵活、剑胆琴心的人格，让董健吾从一名爱国的神职人员牧师，到信仰共产主义，经历了生死的考验。他出入瓦窑堡屡建奇功，在白区上海滩创办红色摇篮“大同幼稚院”，抚养过毛泽东的儿子和其他革命领导人的子女，多次营救革命战友，策反国民党将领起义等，尤其是奉命秘密护送美国友人、进步作家埃德加·斯诺飞赴红色根据地延安，采写《西行漫记》，宣传红色中国的革命业绩，是一位鲜为人知，处在红色大幕后的无名英雄。

苦练“童子功”

1891年农历正月初五，正是“迎财神”的日子，在青浦古城的东门棣华桥畔的董家，迎来了董健吾的呱呱落地。董健吾的父母对财神爷在龙年赏赐的“龙子”相当高兴。

董健吾出生的青浦，地处大上海的西部。青浦“人家尽枕河”，是个典型的江南水乡，也是一方有着悠久历史打拼“上海滩”，以“沙船”业起家，在男人都视为畏途的航运沙石等运输业，闯荡出一片家业。董健吾从小跟随祖母，祖母泼辣务实的处世之术，侠义仁厚的待人之心，都在董健吾幼小的心田里，留下了深深的烙印。

董建吾原名叫选青，这是他祖母取的，“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寄托了她对董健吾的希望。董健吾的祖母笃信基督，为了培养董健吾，祖母专门聘请了在青浦传教的西方牧师做家庭，为董健吾日后从教会办的桃花坞中学，再到上海圣约翰大学的附属中学读书，打下了扎实的“童子功”。

从小在教会学校读书的董健吾，18岁时顺利地考进了上海着名的圣约翰大学。校长卜舫济是位中国通，对学习优秀、体魄雄健的董健吾分外赏识，董健吾很快成为他家的座上宾。在卜舫济的力劝下，董健吾进入神学院进修。两年后，董健吾顺利毕业，正式成为一名牧师，成了卜舫济的助手。

1925年，震惊全国的反帝“五卅”运动在上海爆发。董健吾身在神学布道，志在爱国救亡，他率学生积极参加进步的革命活动，经刘伯坚和浦化人介绍，宣誓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后由陈赓引荐，经周恩来认定，成为中央特科二科成员，成为神秘的“红色牧师”，创建“天下大同”的伟大事业。董健吾由衷地感慨道：“我是认真的，只要共产党要我，我愿意加入。我早就想过了，要救中国，只有靠共产党！”

从此，董健吾走上了革命的道路，为中国人民的解放斗争赴汤蹈火，赤诚奉献。

创办幼稚院

1930年2月，陈赓和王弼一同来到上海的圣彼德教堂，交给董健吾一个任务，让他利用自己的牧师身份，办一个幼稚院，专门收养革命烈士和党的领导人留在上海的子女。那时党的经费拮据，董健吾一面在教友中鼓动一起“扛木梢”，积极募捐，一面回到青浦老家筹款。这“扛木梢”是一句典型的青浦方言，意为造房时用的木柱很重，只有齐心协力，众志成城，才能够把很重很沉的木柱扛起来。

当董健吾走进青浦的董家大院，跨进熟悉的“安仁堂”门槛，就看见他的祖母坐在太师椅上，一脸的愠怒。董健吾连忙上前向老人家请安。然而，祖母的态度冷若冰霜。一生精明能干的祖母，本来就对董健吾变卖田地意见很大，还听说他要把变卖田产的收入无偿捐献，创办幼稚院，就更生气了。没想到她最疼爱的孙儿，竟这般大逆不道，把她长期经营积累下来的心血和家产，付之东流。

“选青啊，不知前世作了什么孽，董家出了你这个败家子！我伲董家的家业，要断送在你的手上了！”董健吾祖母怒火中烧。

“祖母，这是耶稣的教训，救济贫民，扶助教友。也是您的一贯倡导！”董健吾语重心长地说道。

“你翅膀硬了，我管不住你了。你要自己挣钱去帮助旁人，而不是卖田卖地，败光祖传的家产。”

在祖母和父母的一片责难声中，董健吾将祖母分给他的几十亩田产全部卖了，换得500多块大洋，租了教友肖智吉医生在戈登路（现江宁路）武定路拐角处的两幢石库门房子，又通过关系请国民党元老于右任先生题了匾额，终于在1930年3月，办起了大同幼稚院。

大同幼稚院收养的小孩，除了部分教友的子女，大多数是烈士遗孤，以及党的领导人的子女。其中有彭湃的儿子彭小拜（化名小丕）、恽代英的儿子恽希仲、蔡和森的女儿蔡转、李立三的两个女儿李力（小名八哥子）李竞（小名鸽子）、杨殷的儿子等。1931年春节前后，毛泽民亲自将毛泽东的三个儿子岸英、岸青、岸龙从湖南板仓送到大同幼稚院。那一年，岸英9岁、岸青7岁、岸龙4岁。这些革命者后代的身份，都是绝对保密的。

毛泽民由董健吾陪着在幼稚院附近转了个圈，发现有两个问题：一是幼稚院场地小，孩子们长期待在屋里不利于健康发育，更严重的是幼稚园离戈登路巡捕房很近，万一有个风吹草动，后果不堪设想。董健吾听了他的意见，又托人走了关系，想尽办法，把幼稚院迁到陶尔斐斯路341号（现南昌路48号）的一幢两层楼小洋房里。这儿环境幽雅，又靠近法国公园（现复兴公园），占地367平方米，坐北朝南，阳光充足，孩子们的生活环境改善了许多。

由于中央负责政治保卫工作的政治局候补委员顾顺章在汉口的叛变，上海地下党组织遭到了前所未有的大破坏，大同幼稚院因为挂了于右任写的招牌，依然艰难地维持着。1932年3月，幼稚院的保育员桂荷英外出办事，突然失踪。董健吾通过各种关系查找，均未打听到她的下落。一天，董健吾收到一封恐吓信，警告他不得收留来历不明的孩子，否则以支持“共党”论处。随后，租界当局又派巡捕房的人，前来查问幼稚园的基金来源、职员们的履历和孩子的父母情况。幼稚园虽然有教会名义作掩护，但圣彼德堂已成了敌人注意的目标，加上董健吾长期在顾顺章手下工作，已不能公开露面。在这种严峻的形势下，党组织断然决定，立即解散大同幼稚院，并将孩子们安全转移。根据地下党的安排，毛岸英兄弟由董健吾带回自己家中抚养。

董健吾为了将革命领袖的孩子保护好，短短两年的时间，先后搬了三次家，有一次情况紧急，连家具什物都顾不上，只拿了些细软带着孩子就撤走了。最后，不得不将岸英和岸青隐蔽到自己前妻黄慧英的家里。那个时候，董健吾已经辞去了牧师职务，失去了固定的经济来源，生活非常艰难。为此，他的几个孩子和岸英、岸青兄弟俩都学会了扎纸花，卖给烟杂店，换回几个小钱补贴家用。岸英和岸青兄弟俩的湖南口音很重，考虑到外出读书不安全，就由董健吾的几个孩子念了书回来教他们。他们情同手足共同生活达四年之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