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出发前，我们（以为）做足了功课。亚丁的海拔是3000—6000米，对于我俩土生土长的广东人来说，这可是个不小的挑战，毕竟广州的海拔近乎0。网上许多攻略表示，坐车慢慢一路增加海拔问题不大；何况，我们还是两个二十来岁的年轻姑娘，平常也没有锻炼的习惯，对氧气的需求量不大，还提前吃了红景天，同伴还是个拿证的执业医师，还带上了一堆备用药物……稳了稳了，还怕个啥？

从海拔500米的成都出发，大巴一路沿着盘山公路慢悠悠地走，随着App监测到的海拔慢慢升高，窗外的山景越来越美，我的好极了。午饭时已到达海拔3000米左右，导游“善意”地提醒我们午餐要吃饱一点儿，因为下午的目的地在海拔4300米，路程将会变得艰难。

开车不久，我饭气攻心开始犯困。眯了一会儿，我忽然觉得车子不对劲，这大坡度的攀山和俯冲是怎么回事？我拉开窗帘往外一看，立马倒吸一口凉气——只见盘山公路呈“Z”字形，车身贴着崖边行驶，我都能俯视到下面光溜溜的石壁。车身不停摇晃、上升、俯冲，简直就是迷你版的过山车。

车厢里很快就响起了此起彼伏的呕吐声，到达目的地后，很多团友都开始蔫了，同伴也吐得脸色苍白。我倒没什么感觉，暗自得意自己身体好。高原温度比平原低了十多摄氏度，除了保暖不够有点儿冷、走得快时有点儿喘，我耍的还挺好。看来我对高原挺适应的嘛！

二、

当晚下榻的旅馆在3500米的新都桥。十月入夜后的高原，空气是刺骨的寒冷。尽管导游叮嘱我们不要洗澡，但是作为广东人，怎么可能忍受灰头土脸一天却不洗澡呢？于是，我与同伴飞速冲了个澡。

晚上八点，我开始感到左边太阳穴有点儿疼，同伴给我检查了一下：“坏了！不会发烧了吧？”

发烧在平原可能是小事，但在高原地区却变得麻烦。这里物资奇缺，医疗条件也差，方圆十几里都未必有诊所。同伴问了前台和附近的居民，跑了仅有的几家商店，都没有找到体温计。

第二天醒来后，情况变得糟糕，我开始剧烈地头痛。为了保证接下来的路程能量充足，早饭时我还特意多吃了两碗白粥。我不知道，在接下来的12个小时内，这顿早饭将是我享受的最后时光……

今日的车程比昨天的还颠簸。开车不到半小时，除了头痛愈演愈烈，我还开始头晕、胸闷、恶心，还有止不住的呕吐。奇怪的是，昨天吐得人仰马翻的团友们却一个个没事儿人一样。今日的呕吐声，是我一个人的独奏。

同伴为了给我补充能量和水分，不停地让我喝葡萄糖水，塞各种食物。我觉得我就像个袋子，东西装进我的胃，又原封不动地吐出来。一个早上我都在吃吃吃、吐吐吐之间不停循环。人家是《从你的全世界路过》，我成了“从你的全世界吐过”。

三、

同伴把随身携带的药物几乎给我喂了个遍，还灌了不知道多少包补液盐和葡萄糖水……当同伴最后宣布束手无策急得团团转的时候，我觉得人生的走马灯已经出现，遗言都想了好几个版本。

海拔三四千米的藏区，行车途经的全是人迹罕至的苍荒之地，根本没有医疗机构，想要就医谈何容易。

当我们终于到达目的地，已经是晚上八点多，距离我的早饭过去了整整12小时。没错，我吐了12小时……

等我醒来后，我已经在一辆卡车上。在我晕过去的时候，同伴尝试过打车软件，但在这偏远的小镇行不通。她找旅馆前台、找导游反复沟通，差点儿跟导游打起来，最后导游才同意帮忙找司机，以200块钱一趟的价钱，接我们去了约十分钟车程的镇卫生所。

医生看我脸色苍白，马上给我测了指尖血氧饱和度。结果是80%，这比正常值低了许多。“不应该啊，这么年轻的小姑娘呢。”医生疑惑地嘀咕，又给我测了一遍——79%！

“这个比较严重，马上安排床位，吸氧！”医生大手一挥，我被送进了急诊留观室。测腋温，38.3℃！果然是高原反应！经过吸氧、补液、护胃、退热等一顿操作后，我终于能喘过气来了。

医生告诉我们，年轻女性很少见这么明显的高原反应，何况我还没上山呢。但为什么随身氧气罐越吸越难受呢？医生说，那种商业氧气罐浓度根本不顶用，发生高原反应只能用医用氧气枕。而且，发生高原反应与体质无关，别以为平常身体强壮就不会发生高原反应。

后来，完成亚丁之旅的团友们问我，跑了一趟却没有亲眼看到美景，会不会觉得遗憾。我苦笑，你们路过的全世界，我都吐过了，一点儿都不遗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