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中国古代谏臣的楷模，魏征与唐太宗“君明臣直”的形象受到历代封建统治者的推崇，并深入人心。然而，魏征的历史地位并非从一开始就得到确立，而是一个抑扬起伏的过程。
唐太宗与魏征
贞观初，朝廷对于治国方略有过一场争论，唐太宗最后接受了魏征行“王道”的主张。所谓的“王道”，就是以道德、仁义治国。贞观十一年以后，太宗功业既成，王道政治渐渐松懈，以至于魏征接连上疏，重提礼义治国，言辞甚为激烈，但太宗优容之，从未抹杀魏征的功绩。贞观十二年，太宗宴请群臣，再次提到魏征的功劳：
贞观以前，从我平定天下，周旋艰险，玄龄之功无所与让。贞观之后，尽心于我，献纳忠谠，安国利人，成我今日功业，为天下所称者，惟魏征而已。
贞观十六年（公元642年），魏征病重将卒。按照当时的礼制，人死后要停灵于家内寝堂上。然而魏征一生清俭，家内竟无正寝。当时，太宗正要在宫内营造一座小殿，听说魏家没有寝堂，就下令用自己营造小殿的木料给魏征建了寝堂。贞观十七年（公元643年）正月，魏征病逝，太宗亲临恸哭，废朝五日，本想以最高礼遇安葬魏征，但魏征妻裴氏以魏征遗愿婉拒，最后丧事从简。太宗亲自为魏征神道碑撰写碑文并书丹，代表了官方层面对于魏征一生功绩的盖棺定论。
魏征身后的落寞
魏征去世的贞观十七年，正是太子李承乾与魏王李泰为皇位争得不可开交之时，李承乾后因谋反案获罪，属于太子集团的杜正伦被流放，侯君集被杀，这两人都是魏征推荐的，当时就有人跳出来说，魏征结党，这触动了太宗敏感的神经，他对魏征的信任因此受到强烈冲击。之前，太宗将女儿衡山公主下嫁魏征嫡子魏叔玉，适逢魏征去世，婚事不得不延缓，但此时情势已经逆转，就在魏征卒后六个月，太宗不但手诏废除了联姻，还下令将魏征神道碑仆倒。
太宗这一次仆碑，表明君臣相知的神话已然破灭。贞观十八年十月至十九年九月，太宗发动了对高丽的战争，结果无功而返。当他途经昭陵，遥望魏征墓时，追思起魏征的犯颜直谏，感慨如果魏征还在，必定会劝阻这次辽东之役的。于是太宗慰劳魏征妻儿，派人祭奠魏征墓，把之前仆倒的神道碑重新立起来。
贞观二十三年（公元649年）五月，太宗薨，九月二十四日的敕书中指定的配享功臣名单里没有魏征，说明太宗对于魏征的心结并未完全打开。
到了唐中宗神龙二年（公元706年）闰二月十五日的敕书 中，才规定魏征配享太宗庙。当时，中宗刚刚复唐不久，需要一些拨乱反正的措施来收揽人心，对前代功臣的尊崇是重要举措之一，魏征正好赶上了这个契机。至唐玄宗开元中，魏家寝堂遭受火灾，魏征子孙哭三日，玄宗特令百官赴吊，意在昭示天下自己追慕太宗、尊崇功臣，复贞观故事的决心。不过此举带来的效应可能只是一种象征意义。
魏征后裔的沉浮
魏征卒后的落寞无疑影响到了整个家族。
魏征有四子：叔玉、叔琬、叔璘、叔瑜。
嫡长子叔玉袭爵郑国公，卒官光禄少卿，赠卫尉卿。叔玉嫡子魏膺，官秘书丞，神龙初袭封郑国公。另有一子魏载，官至怀州司兵参军，后因可能参与了唐宗室反对武则天的起兵，被流死岭南。长房一直居于长安魏征老宅，魏膺以后子孙生活贫困，连日常的祖先祭祀都无法维持，到魏征玄孙魏稠时，不得不把老宅质卖，子孙流散。
次子叔琬是书法家，官至国子司业。叔琬有子名魏殷，官至蔡州汝阳令，赠颍州刺史。这一支迁居洛阳。
三子叔璘官至礼部侍郎，武则天时为酷吏所杀，后裔湮没无闻。
幼子叔瑜卒于豫州刺史任上。他在书法史上很有地位，史书上说他“善于草隶，妙绝时人，以笔意传次子华及甥河东薛稷，世称前有虞、褚，后有薛、魏”。叔瑜有子二人：魏献、魏华，魏献事迹无考。魏华以书法知名于世，官至太子左庶子，封爵武阳县开国男，开元十年卒葬于洛阳，说明这一支也迁居洛阳了。魏华有子七人，其中有名魏瞻者，官至驾部郎中。
总的来说，魏征子辈活动于高宗、武则天时期，担任的多是四品官，只有叔瑜做到了三品官，四兄弟均知名当时，整体上属于唐代的“通贵”一族。第三代主要活动于中宗至玄宗时期，除了魏华官居四品外，其余人都是五品及以下小官，显示家族已逐渐退出“通贵”行列。
魏征历史地位及遗产
魏征历史地位的快速抬升出现在安史之乱以后。乱后重建社会秩序，一个重要方面就是要加强教化，崇尚实学。魏征所倡导的“王道政治”又重新彰显出历史价值。
唐德宗是安史之乱后颇有作为的一任皇帝。建中元年（公元780年）十二月，朝廷检勘武德以来实封陪葬配飨功臣们名迹崇高者，魏征居宰臣一等第五位，这是高宗以后官方首次明确给予的定位。
魏征历史地位的重新提升，给后裔们带来了命运的转机。如唐敬宗宝历元年（公元825年）正月，魏征五世嫡孙魏猗授湖州司马；唐文宗大和二年（公元828年）十月，魏征四世孙魏可则授南阳县尉。这都属于额外恩典，没有走正常的晋升程序。在中晚唐诸帝中，唐文宗对魏征最为尊崇，这为魏氏中兴创造了机会。大和七年（公元833年），魏征五世孙魏謩中进士，成为同州刺史杨汝士的僚佐。两年后，杨汝士升户部侍郎，当时文宗急切地想复制如太宗与魏征那样的君臣关系，积极寻访魏征之后，杨汝士趁机推荐了魏謩。这一年十月，魏謩被提拔为右拾遗。唐宣宗即位后，魏謩备位宰相。唐宣宗经常说：“魏謩绰有祖风，名公子孙，我心更重之。”可知其重用魏謩，和魏征有很大关系。
从中宗到玄宗开元前期，由于“贞观故事”成为朝野共享的一种重要政治资源，官方开始主动提升魏征的历史地位。此时，统治者对魏征的理解基本集中在“忠直”上，认为臣下敢于进谏、皇帝勇于纳谏，这就算是恢复“贞观故事”了，也就是说，“贞观故事”已经变成了一种符号，魏征也被符号化了。这势必造成一种可以预见的后果：一旦皇帝对“贞观故事”不再感兴趣，官方对于魏征历史地位的评价自然会下降。开元中期至德宗即位前，魏征就处于这样的境遇。德宗以后，由于局势的变化，魏征的历史价值再次凸显出来。
隋唐之世，随着门阀势力的逐渐萎缩，功臣后裔走向衰微本属常态，魏氏家族在唐前期的发展状况亦印证了这一点。然而，其家族的兴衰又天然地与先祖魏征密不可分，究其根源乃在于“魏征”在后来被符号化，变成了一种政治资源，这是其家族区别于其他功臣家族的地方。因此，忠直、极谏是魏氏兴衰的关键，从这个意义上讲，魏征其实一直都没有离开过他的子孙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