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时候，常有特务混入学校，监视学生和教师，教育家沈兼士对此十分痛恨。有一次，他正兴致勃勃地给学生讲课，忽然有人走进教室，把礼帽往讲台上一放，然后捧着点名册开始点名了。沈兼士以为这人是特务，他火气十分大，就把讲台上的礼帽扔到地上，大声说：“这是放帽子的地方吗？”那人尴尬地拾起帽子戴上，嘟囔道：“对不起，对不起！我以前还听过您的课呢！”那人边说边推门走了，后来沈兼士才知道那是教务长，人家是来抽查上课学生人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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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羽在生前就有“茶圣”之名，但他为人清高、敏感，因此饱受冷眼。有一次，湖州刺史请他去宴会上表演茶艺，陆羽蓬头垢面地就去了。刺史问他为什么这么做，陆羽回答说：“茶清人浊。”刺史很不高兴，也想羞辱他一下，就让奴仆给他赏钱。陆羽深受刺激，回去竟然写了《毁茶论》，劝人们不要再喝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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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汉道德家陈元方十一岁时，去拜会袁绍。袁绍问：“你父亲任太丘长，远近的人都称赞他，他到底做了些什么？”陈元方说：“家父在太丘，以德服人，所以受到大家敬重。”袁绍说：“我从前当县令时也这么做的，不知是令尊学我，还是我学令尊？”陈元方歪着头想了想，说：“周公、孔子生在不同时代，虽然相隔遥远，但他们的所作所为却是那么一致。周公不效法孔子，孔子也不效法周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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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侃是民国着名学者，他学问大，脾气也很大。有一次，上课铃响了，黄侃却还在休息室坐着不动。学生在教室等了一会儿，不见老师来上课，就报告了教务处。教务长知道黄侃的臭脾气又发作了，便赶紧跑过去，对他客气地说：“先生，上课时间到了。”不料黄侃两眼望天，冷冷地说：“时间是到了哦，但钱还没有到呢！”原来，学校没有及时发放薪水，黄侃便以此来表达不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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着名教育家沈尹默原名“沈君默”。有一次，朋友跟他开玩笑：“你平时默不作声，何必多带一‘口’？”意思是说，他名字中已有“默”字，而君字里“尹”下为一“口”，岂不多余？沈尹默听了，深表赞同：“我平时既不爱多嘴，又不善辞令，加之不能谈论国事，何必多此一‘口’？”于是他接受建议，去“君”之“口”，改名“尹默”，以后一直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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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隆下江南路遇农夫，他便问一旁的大学士，农夫的“夫”字怎么写。大学士顺口答道：“就是二横、一撇、一捺，轿夫之‘夫’、孔夫子之‘夫’、夫妻之‘夫’、匹夫之‘夫’都这么写。”乾隆听后却直摇头：“你好歹是大学士，怎么连个‘夫’字的写法也分不清？农夫是刨土之人，上写‘土’字，下加‘人’字；轿夫肩上扛竿，先写‘人’字，再加二根竹竿；孔老夫子上通天文，下晓地理，这个‘夫’字写个‘天’字出头；夫妻是两人，先写‘二’字，后加‘人’字；匹夫是指大丈夫，这个字先写个‘大’字，加一横便是。用法不同，写法有别，不能混为一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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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文人毛奇龄很不喜欢苏轼的诗。有一次，他参加文人聚会，有位叫汪懋麟的文人，故意吟诵起苏轼的诗：“竹外桃花三两枝，春江水暖鸭先知……”毛奇龄不以为然地一笑道：“请问，春江水暖只有鸭先知道？那鹅就不知道了？为什么他偏偏写鸭子不写鹅呢？就因为苏轼独爱鸭子是吗？”毛奇龄的话引起众人大笑，汪懋麟也被他的反问弄得哭笑不得，从此再也不与他争论苏轼诗的好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