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侠客，似乎只能在金庸的小说中看到，但很久以前，侠客是真正存在的。他们没有降龙十八掌，也不懂独孤九剑，甚至有的人武功也不太出众，但他们依然是侠客。

所谓侠客，不是在街头斗殴逞匹夫之勇，而是秉承一种自由的精神和道义。侠客们以此作为人生的准则，做自己认为对的事。

公元前453年，晋国四卿之一的智氏被赵、魏、韩三氏族联手所灭，土地和人口被三家瓜分。一时间，所有人都在向新主宣誓效忠，晋国也落得名存实亡。

然而，只有豫让为智伯报仇。他改名换姓后，在宫中的厕所服役，随身携带匕首，随时准备刺杀赵襄子。尽管后来他失手被抓，也坦诚直言：“我就是要杀你。”赵襄子不忍心杀义士，便将他当场释放。

后来，豫让吞炭成为哑巴，浑身刷漆，变得爹娘都认不出，然后他藏在赵襄子出门的必经之路上，准备一击杀之。

结果赵襄子经过时马受惊了，赵襄子说：“肯定是豫让在这里，快搜。”果然不出所料，豫让又被抓了。

接二连三地被人刺杀，赵襄子决定杀掉豫让。豫让知道此次必死，便提出了最后的请求：“明主不掩人之美，忠臣有死名之义，我认命了。但是在死之前，请你脱下衣服，让我刺击，就当已经为智伯报仇。”

于是赵襄子脱下衣服，交给豫让。豫让拔剑狠狠一击，以示给智伯报仇，然后横剑自刎。他虽是赵国的公敌，但这并不妨碍他获得赵国人民的尊重。

在现在的人看来，豫让不是傻吗？他为什么想不开要去刺杀赵襄子呢？豫让说：“士为知己者死，女为悦己者容。智伯对我有知遇之恩，如果不能为他报仇的话，我愧对自己的良心。”

这便是一种精神。君以知己待我，我也以知己回报；君以草寇待我，我则以仇寇回报。当时的侠客都以这种精神为信念，不在乎荣辱，也不在乎财富、地位，只做自己认为对的事。他们的精神和道义都是自由的。

草莽之侠以道义为重，一旦许诺则死不回头。

荆轲居无定所，先后游历卫国、太原、邯郸等地，最后来到燕国，和精通音律的高渐离成为朋友。他们经常在路边小店喝酒。喝多了以后，高渐离击筑，荆轲则放声高歌，引得周围的人阵阵喝彩。

后来，燕太子丹想做件大事。

太子丹在赵国做过质子，秦王嬴政也在赵国生活多年，大抵俩人还做过邻居，但关系极其不好。

如今嬴政已贵为秦王，秦国又如日中天，无论私仇还是国恨，太子丹都必须行动起来。

既然国力不如人，那就只好派人行刺。

他找到名士田光商量，让田光推荐人选。正好田光和荆轲的关系比较好，他就向太子丹说：“荆轲可以。”于是，极其惨烈而又感人的一幕发生了。太子丹的行刺计划十分隐秘，知道的人越少越好。荆轲同意后，田光拔剑自刎而死。

荆轲入秦需要投名状，恰好秦国将军樊於期流亡燕国，荆轲对他说：“太子丹对你好，你又和秦国有仇，不如把人头借给我，我帮你报仇，你也能报答太子。”樊於期听完，也自刎而死。

樊於期的人头、燕国的地图，再加上少年秦舞阳，这就是太子丹和荆轲为秦国准备的三件礼物。

那天，寒风呼啸，易水冷冽。荆轲带着三件礼物一路西行，根本没有活着回去的打算。他要报答太子丹的知遇之恩，更要为燕国谋出路。此时，草莽和庙堂已不分彼此。

荆轲在秦宫一击不中之后，便追着秦王绕柱子跑，直到秦王拔出长剑才扭转战局。

荆轲被刺了八剑，秦王却毫发无伤。

知道任务已经不可能完成了，荆轲靠在柱子上，面露微笑对秦王说：“本来想生擒你，可你的剑太长了……”

其实哪有什么无敌的刺客，只有无敌的信念罢了。我认同嬴政统一天下的雄心，也尊重荆轲为家国赴死的勇气。被人赏识就以死报之，国家危亡就捐躯报效，这便是侠客。

豫让如此，荆轲亦如此。

为何春秋战国时代的人的精神面貌如此不同？

那时帝王，这就造成了基层权力的真空。

那时很多地方几乎是草莽之地，稍微强有力者，就能打破官府脆弱的管理。想去哪国随时都可以走。一怒之下杀了人，也有很多可以躲藏的地方。侠客以天地为家，活得自由自在。

只有自由的生活，才能养育侠义精神。侠客们可以追求财富，但有不在乎财富的资格；可以阿谀权贵，但也有蔑视权贵的实力。

侠客可以自力更生，不必仰仗权贵的赏赐。他们能拍着胸脯说：“不管什么富豪和权贵，我就是看不起你，如何？”这一点很重要。一旦受制于人，精神也会变得畏缩，不再有藐视一切的勇气，只会为五斗米折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