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隐性腐败”自古有之，是一种官场的灰色地带，利用制度漏洞或执法松懈牟取私利，被发现时则用“一时疏忽”“下不为例”等借口加以开脱。但腐败就是腐败，无论手段多么隐蔽，所造成的危害是一样的。
身份便是“隐性财富”
东汉末年宦官专权，宦官张让是汉灵帝朝的“十常侍”之一，手眼通天，就连他的家奴都炙手可热。《后汉书·张让传》记载，张让府中有一个管事家奴，“交通货赂，威形喧赫”，成为一些人巴结的对象。扶风人孟佗“资产饶赡”，主动攀附这个家奴，“倾谒馈问，无所遗爱”。时间长了家奴也有些不好意思，主动问孟佗有没有什么事要办。孟佗只提了一个很小的请求：希望能得到您的一拜。这还不简单？家奴答应下来。平时求见张让的宾客很多，门口经常停着无数的车子，孟佗也去“排队”。这时家奴出来“率诸仓头迎拜于路”，孟佗在众人惊羡的目光中进入张府。如此一来，孟佗声名大振，众人“皆争以珍玩赂之”。孟佗从中拿出一部分贿赂张让，谋得一个凉州刺史的官位。
北宋时赵清献任御史，有“铁面御史”之称，但他也曾做过一件为人牟利的事，只是做得较为隐蔽。赵清献未及第时曾在乡中大户陈某处做家庭教师，陈某待他很好，“赍行囊送入京”，赵清献才一举及第，走上仕途。后来陈某的儿子因人命案入狱，性命难保。有人出主意：“尔家昔作馆赵秀才，今显宦于朝，可以为援。”陈某来到京城，见到赵清献。赵清献问完情况，让陈某暂在书院住下。一住十多天，陈某去催，赵清献“唯唯而已”。又住了一个多月，陈某失望告归。两个月后，赵清献写信给陈某，说他的儿子已被赦免死罪，从轻定罪量刑。赵清献并没有为陈某儿子一案打过招呼，他只是派家中的仆人每天去狱中送饭，负责审理这个案子的官员听说后，知道陈某与赵清献关系不一般，便从轻发落了。
司法运行中的“生意经”
在古代，审案的快与慢掌握在主审官员手中，慢一点儿似乎也算不上“徇私枉法”，实际上其中大有“猫腻”。
宋真宗时，大理寺上奏：“郊礼在近，诸州奏按多不精详，冀于覆驳延留，以俟恩宥。”这里指的是，一些审理案件的官员在上报案件时，故意在卷宗中留下瑕疵，大理寺便会以“奏案不圆”为由驳回。一来一往，案件审理自然就被拖延下去，这种手段比篡改证言证据、颠倒事实、制造冤案假案更为隐蔽，但同样能帮助请托人达到不可告人的目的。
古代教育文化水平有限，一旦涉及法律诉讼往往会惶恐无措，这时一些歇家便主动提供相关词讼“服务”，当然收费不低。歇家本指提供歇息的客店，后来发展成为业务广泛的中介机构，他们利用复杂的背景、在乡里的势力以及对法律条文熟悉的优势，勾结官府中的吏役、讼师，把持狱讼。清代江西按察司所辑《西江政要》中记载着歇家牟利的情况：“投歇者，具控必准，即鼠牙雀角之争，能使惊天动地。不投歇者，有理莫伸，虽伤心刺骨之害，反致受屈含冤。”这里的“投歇者”是指通过歇家打官司的人，“不投歇者”指不肯花这笔冤枉钱的人，后者即便有理往往也无处申辩。
在古代，朝廷正式任命的官员都有任期，而本地胥吏则不同，往往深耕厚植，所谓“铁打的衙门流水的官”。有些胥吏长期把持词讼，形成司法垄断。《道光朝实录》记载：“京师各库及税务衙门书吏，当役满告退后，其接充者，非其子侄，即其亲戚。”一些案件审理中需要引用律令或成例，引哪些不引哪些将决定最终判决结果，这时胥吏便可以“发挥”了，通过避重就轻可将大事化小、小事化了，通过断章取义可改变案件的性质。
五花八门的行贿受贿手段
古代刑罚中往往有“以赃计罪”的原则，即根据涉案价值多少来决定惩罚的轻重。为逃避法律制裁或减轻处罚，行贿者和受贿者往往绞尽了脑汁。明人张弼号东海，工书法，尤擅草书，被称为“张旭复生”。明人何良俊在《四友斋丛说》中记载：“张东海为南安太守，在郡日，有某布政将入觐，缄纸一箧，索公草书，为京中人事。”明代的布政使是一方大员，进京办事前请张弼写上“一箧”书法，拿去送礼，这种行贿方法称为“雅贿”，很早便流行于官场。
清朝“雅贿”之风盛行，北京琉璃厂的一些古董店发展成为“行贿中介”。学者吴思在《潜规则》一书中指出，清末京城“雅贿”极盛，琉璃厂的多数古玩店已沦为行贿受贿的掮客，官员们把自家文物放在古玩店由其代售，送礼者掏大价钱买了再送给官员。通常是，地方官进京想找某官员办事，便先到琉璃厂打听“行情”，古董店老板问清找什么人办事、办多大的事情后会给出建议，让办事的人送一张字画或扇面什么的，而这些东西是京官寄卖的或京官家中的，地方官交了钱，古董店的老板从京官那里“买”来东西交给地方官，地方官去见京官，临走时把字画或扇面放在书房，什么话都不用说，事情就办成了。
如果不想经过中间人之手，那还有更隐蔽的做法。比如，有地方官想找某京官办事，可以先让人去京城买一所宅院，然后对外出售，暗中则通过中间人让京官的某位亲戚得知并令其看上这所宅院。双方订立合同，约定如违约将赔付对方一笔款子。合同刚签完，地方官便将宅院卖给他人，京官的亲戚将地方官告上官府，接下来双方达成和解，地方官赔了一大笔钱。在此过程中京官并未出面，一切都是正常的经济纠纷，而大家也都“心中有数”，最终各取所需。
晚清时奕匡、载振父子权倾一时，但此时舆论监督之风渐起，不便公开敛财。许指严在《十叶野闻》中记载，此时被称为“雀戏”的麻将很流行，载振便在天津、北京租下院子，装饰一番，成为“麻将会所”，其赌资甚高，每局达三千两银子，但仍有赌客踊跃而至。载振不出面，只命人暗中观察并作记录，有连输三局仍面不改色继续玩下去的就格外留意，之后遇此人来办事，自然多加照顾，双方其实都心知肚明。
古代官场上的隐性腐败无处不在，却较难以觉察，即便被发现，当事者也会用各种理由推脱搪塞。在中国历史上，一个王朝初建立时往往会汲取上一个王朝灭亡的教训，吏治通常较严格，无论显性腐败还是隐性腐败都能给予及时打击。但承平日久，人们的思想有所松懈，欲望不断萌动，腐败也渐渐多起来。有的人慑于法律威严而不敢公然贪赃枉法，于是隐性腐败大行其道，如果不能及时治理，就会形成泛滥之势，变成法不责众或官场潜规则。胆子再大一些的人便不再遮遮掩掩，由隐性转为显性，由地下转为地上，这就需要及时遏制，把显性腐败和隐性腐败都扼杀在摇篮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