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报任少卿书》是中国史学泰斗司马迁答复他的朋友任安的一封信。任安，字少卿，荥阳（今河南荥阳市）人，汉武帝时任益州刺史。征和二年（前91）秋天，太子刘据被江充陷害，于是怒杀江充而起兵，并召任安发北军协助他，任安受节而闭门不应。后来刘据事败而死，汉武帝却认为任安有二心，存心观望，立场不坚定，下令腰斩。

这时司马迁被腐刑已七八年了，复为中书令及太史，尊宠任职。因为两人有交情，所以写信责求他要推贤进士，积极为国家推举人才，隐约表露求他援救的意思，所以司马迁就回了这封信，说明他是刑余之人，不能推贤进士，无法进言借伸援手的苦衷。实际上也是借题发挥，写胸中块垒，以抒心中抑郁不平之气。后人就说：司马迁满腔的抑郁，发之而为《史记》，而作《史记》的满腔抑郁，发之而成这封信，所以识得这封信，便识得一部《史记》，因为他一生的心事，尽泄于此，所以纵横排宕，真是绝代大文章。而信中反复说明，又委婉曲折，扣人心弦，令人一洒同情之泪。

全文大体可分六段：第一段是以概述来信的内容为发端，然后略述受刑的愤懑，以及未能听从进贤的原因，并述此时才答书的缘由。这段笼罩全篇可分三层，先述少卿来信，要他推贤进士，这是全篇议论的根由。再说明自己受刑身残，动辄得咎，说明他不适宜推荐贤士，点明全篇的主旨。最后才致回信稽延，又不得不回信的原因。

第二段叙受刑后的，表明不能“推贤进士”的原因。先论说君子，然后落实作者身上，末了才点出不能推贤的原因，层层推进，很有条理。论君子提出修身、爱施、取与、耻辱、立名，为全文的纲领，在并列中特别侧重后两项，以宫刑之辱，为终身所悲愤；着述垂名，为一生之寄托。

第三段是追叙自己受辱，正是推贤而贾祸，乃畅言李陵降敌的始末，以见事情的是非曲直。前一段语多低沉，气势微弱，这一段语多慷慨，气势凌厉。就君子五纲来说，是重在爱施和取与，但不便明言，所以没有点出，但他救李陵就是爱施和与人以德。

第四段是议论处理就死之道，及自己受辱不死的原因。就所提君子五纲，是再针对“耻辱者，勇之决”而发。一开始跟前一段一样，说明有些事是世俗之人所不能了解，所以无法跟他们谈的，惟有知己才能畅叙。

第五段畅叙抱负，想着书垂名，再发挥“立名者，行之极”的旨趣。一开始说明立言可以不朽，而立言者大多因为意有郁结，为自己的名山之业预作伏笔。连举八例，而对左丘明和孙子，更作发挥，因为他们身体亏残，和自己相似。然后落实到他自己的着作，从态度到体例，再说到自己的心愿，如书可流传，名可不朽，那就前辱可偿，万死无悔。

最后一段重申宫刑之辱，萦回于心，于是从俗浮沉，归结于不得推贤进士的心意。说自己辱及先人，寝食难安，外人多谤议，乡党多耻笑，写内心苦痛，而又不得遁隐，只得随俗浮沉。推贤进士之务，事有不许，适足取辱，再以“要之死日，然后是非乃定”，以此慰友，亦以自励，一腔悲愤，至此阐尽。

读这封信，我们不但可以知道《史记》的写作动机，和司马迁的写作心态，对我们欣赏《史记》是很有帮助的。当然我们也由这封信，知道司马迁为撰写《史记》所付出的代价，也让我们了解所谓“死有重于泰山”，不只是轰轰烈烈慷慨就义而已。

就文章而言，气势壮阔，意旨凝厚，反复迂回，跌宕有致，最为人所赞美。清桐城派大家方苞说这篇文章：“如山之出云，如水之赴壑，千态万状，变化于自然，由其气之盛也。”这篇文章之气势，实得自司马迁满腔抑郁之气，于是能雄奇横溢，苍劲沉着、极阳刚之美；而又宛转顿挫，反复萦回，备阴柔之妙。所以人称之为“百代伟构”，曾国藩誉为“文家之王都”。

司马迁的抑郁之气，是肇因于受腐刑之辱，司马迁忠君爱国，崇贤尚义，而遭此大辱，就其个人而言，是何其不幸！但后世也因此才能在他的《史记》中，见其雄奇之气、诙诡之趣、顿挫之笔、跌宕之姿、呜咽之声、吞吐之致。

我们还可以从他的抑郁之气了解到：为什么历来宦官会擅权而残害忠良？会残暴而迷失人性？原来他们自惭形秽，意气难平，他们没有司马迁的才学，他们找不到寄托，抑郁之气没有出路，一旦大权在握，怎不弄得天下大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