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2年，经历过日伪“扫荡”和自然灾害的太行山根据地，陷入极端困难境地。针对上述情况，延安决定，地处苏北、山东的新四军拨款支援晋冀鲁豫边区军民。

如何穿越敌人重重封锁，将数千万元的款项和货物运达太行山？

为此，财经战线的地下党员，打通了“上海站”“青岛站”经由“天津站”进入太行山根据地的重要交通线，从1943年秋到1944年10月一年多的时间里，上演了一场“千里大调款”的绝密行动。

千里运抵太行山根据地的物资款项，解了边区燃眉之急，稳定了敌后根据地的军心、民心，为抗战作出了贡献。

江南来电

索堡镇索堡村，位于邯郸涉县县城西北二十多里，村子依傍着清漳河，周围重峦叠嶂，绵延起伏。

在索堡村中央，有一座坐北朝南的三层小楼，是村里最高的房子。小楼的主门极窄，仅能容一人进出，楼房外墙有一米多厚。从楼外望去，就像一座碉堡。

这里，是晋冀鲁豫边区税务总局旧址，边区税务总局、边区工商总局、边区贸易总局等中共重要部门均曾在此办公，是边区财经管理重地。

1942年，日伪军连续在华北地区推行“治安强化运动”,对抗日根据地反复“扫荡”.同时，华北尤其是太行山地区蝗灾蔓延，旱灾肆虐，疫病流行，太行山根据地军民生活陷入极端困难境地。

为了支援边区，受八路军前方总部委派，1943年，晋冀鲁豫边区工商总局局长王兴让，指挥财经战线上的敌后工作者，完成了一次千里大调款的传奇任务。

这次调款行动的起因，是一封来自江南的电报。

1943年年初，新四军军部首长陈毅得知边区军民度荒情况后，来电向八路军总部首长表示，新四军苏北、山东地处沿海，物产丰富，有粮食、海产品等，除自用外，可抽调一部分支援晋冀鲁豫边区。

这无异于雪中送炭。

但太行山和新四军根据地远隔千里，中间有日军碉堡、公路、铁路重重封锁，如何将东西从苏北、山东安全运来，是个难题。

完成这项重要而艰巨的任务，要选派得力人员与新四军接洽，要有敌占区工作经验的人员秘密接收和转运物资，更重要的是，需要一位精明强干的指挥员统筹协调所有事情。

王兴让，30岁，1932年入党，1941年7月调任晋冀鲁豫边区工商总局局长，对边区经济工作情况熟悉，有经贸工作经验，交际广，朋友多。他先天缺失一只右臂，人称“独臂局长”.

1943年3月，一份粮食紧缺的边区粮食报告呈到了王兴让面前。

邢台临城石家栏，每集（意为从集市上）调剂粮食百余石，每人限购一斗或五升，仍供不应求。购粮者均在七百人以上，很多人等了两三天，仍没买到粮食。

邯郸武安阳邑镇粮店，常常只有几百斤粮食，而需要调剂的粮食达几千斤。

河南林县、安阳，邯郸磁县、武安一带，没有粮食可调剂。而内地市场，因过分控制粮价，有粮人不愿卖，市场上普遍缺粮。一些县城不让粮食出县境，否则就处罚和没收。

王兴让深知，粮食问题不抓紧解决，根据地就会饿死人，如果民心不稳，春耕生产无法顺利进行，对敌斗争就会受到很大影响。

恰在此时，他接到上级通知，要他前往山西省辽县麻田镇，那里是中共北方局、八路军总部所在地。

总部首长将新四军有意援助太行山、总部决定接收物资的事，简略说给了王兴让。

想到此事责任重大，丝毫马虎不得，王兴让说：“给我一点儿时间，让我回去考虑一下。”

“需要多长时间？”首长问。

“一个月吧。”就这样，王兴让接受了任务，成为这次千里大调款的“指挥员”.

究竟该如何穿越日军层层封锁线，将新四军援助的救灾物资安全运抵太行山？王兴让将地下商业网点、物资运送渠道、敌占区的有关情况细细捋了一遍，他必须制定一个万全之策。

方案“出炉”

王兴让将一张地图挂在办公室墙壁上，查看新四军根据地所占区域和接敌区、敌占区，经过一个月的思考谋划，一幅千里运输图，在他脑海中勾勒出来。

几天后，王兴让向总部的领导详细汇报了此次调款工作的初步设想。

首先，要选择调款中转站。

整体上看，线路经过的北方地区，条件比较成熟。中共北方局在北方很多城镇，包括北平、天津、安阳、新乡、邯郸、武安等地，均有地下商店、秘密交通站和社会关系，各类物资通过已经开辟的贸易通道，货物卖成钱，钱买成货，三转两倒，可以运达太行山根据地。

而南方地区有些困难，需要在上海建立一处商业网点，与新四军对接，而且必须物色一位合适人选，在上海潜伏，负责接收和交接的联络工作。

总部领导向王兴让推荐了派往上海的联络人，晋冀鲁豫党委研究室的女研究员吴青。

时年29岁的吴青，生长在上海一个富有爱国思想的家庭，家里对女儿的抗日爱国行动报以支持的态度。而她的爱人，就是当时牺牲不久的新华日报社社长何云。而且，吴青在上海具有长期居住和工作的条件，便于开展工作。

天津是这次调款的核心转运站，天津方面的负责人，王兴让选择了天津“晋泰昌”货栈的掌门人赵有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