屈原的一生是政治的一生。他是一个政治诗人，一个庙堂里诞生的抒情者。我们可以设想，如果他没有走入逆境，很可能成为西方的那种“桂冠诗人”，咏庙堂之趣，歌庙堂之德，而且不乏强大、绝美和华丽。他将领受一切王权的光荣和恩惠，获得崇高的世俗地位。以他的资质、能力和身份，完全谐配那顶桂冠。

然而屈原走向了一条完全相反的道路，他是一个政治失意者，一个被排挤和倾轧的庙堂忠臣，进而成为一个流放者。记载中至少有过两次流放，一次比一次悲苦，一次比一次不堪，压力加大，苦难加重，最后穷途末路，一死了之。

这一切的根源颇为复杂，有政见之争，有个人恩怨，还有其他种种难言的一切，但政见分歧可能是一个症结。楚国宫廷结构和生活指向。在七雄竞逐的政治版图上，领土阔大的楚国具有至关重要的地位，它倒向和倾斜于某一方，后果将是致命的。

诸侯割据、四分五裂的战国时代，催生了一大批“合纵连横”的摇唇鼓舌者，即所谓的“纵横家”，最着名的代表人物局面更加动荡。从一段段奇妙的历史记载中，便能感受那个充满了戏剧性的特殊时代，那些记录简直不像真实的历史，而更像一出演义，像埋下了伏笔的戏剧设计，像一支挂在墙上必要打响的枪，像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的戏剧理论中所规定的格局：既惊心动魄又过于巧设。

可是真实的历史确是如此，张仪和苏秦之辈屡屡得手，他们以一人之力搅动天下，无论是秦国、齐国，还是其他五个大国，无论多么神圣庄重的盟约，多么足智多谋的臣僚，多么威赫的文武班底，竟然都难敌一人口舌之力。他们时而唇枪舌剑，时而声情并茂，其巨大的说服力、诱惑力简直令人不可想象，叹为观止。这些人在很大程度上左右了当时的政治、外交、军事与经济，甚至影响了一个民族的未来，并且直到几千年之后的现代社会，都要承受当年的历史后果。

当时中华民族曾面临许多选择，或是将命运指针拨向穷兵黩武的西部强秦，或是拨向繁华富庶的东方齐国。齐地海风吹拂，物质富裕，昌明而奢华，其强劲的物质主义和商业主义在战国时期最为突出。它与秦国那种严苛、凛冽的高原性格相距甚远，与现代物质主义的挥霍奢靡、与强大娱乐主义的末世情结，倒是颇为接近。当时处于齐国腹地的东夷族已经发明了炼铁术，从而使冷兵器时代发生了一次飞跃，出现了更加锋利的刀剑和箭镞，于是战争进入了一个新的时代。原来铜锡合金为主的金属兵器，得到大幅度的跃升和改良，杀伐之力大为加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