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浙江人。谈到辛亥革命在浙江的情况，还得从我在日本的时期说起。
清光绪末年，我留学日本，就跟在日本的革命党人有所接触，特别是和光复会往来较多。光复会着名人物如章炳麟、蔡元培、陶成章、徐锡麟等，都是浙江人，其中也有参加同盟会的。我虽然没有参加光复会和同盟会，但由于我倾向革命，跟光复会领导人章炳麟过从甚密，所以他们的活动我是知道一些的。
我回国到了浙江的时候，由于革命遭受挫折，表面空气沉闷，但实际上光复会中的重要人物都在秘密分头活动。他们跟浙东的台州、处州、金华各属的秘密会党有联络，在新军里面进行革命工作（当时浙江编练新军两标），新军中有不少官兵参加革命。那时候，我担任浙江两级师范学堂监督，教员中颇多富有革命思想的人，其中就有周树人即鲁迅先生。
宣统元年（1909）阴历二月间，朝廷下诏书表示决心要实行宪政。十月间，各省成立谘议局。浙江谘议局议长是陈黻宸，陈时夏和我当了副议长，朝廷的所谓筹备立宪，给了立宪派一种幻想。于是江苏审议局议长张謇，发起联合各省的谘议局，在上海成立了国会请愿同志会，派代表向朝廷请愿召开国会。
宣统二年（1910）正月间，各省请愿代表到了北京。我那时也到了北京。我在北京待了一个时期，跟各方面接触的结果，看出了朝廷的所谓预备立宪，只是一种欺骗，清政权已不能维持多久了。回来就把我的看法向大家讲了。
辛亥阴历四月间，朝廷下诏书要把全国铁路收归国有，实际上是把路权送给帝国主义者。沪杭甬铁路原是从英国人手里夺回来，由江浙人民集股筑成的。一听到要收归国有，群情激昂。那时候各省纷纷成立保路同志会，向朝廷力争，四川保路运动最为激烈。这是辛亥革命的导火线。不久，武昌起义了。
武昌起义后，各地纷纷响应，革命情绪高涨。当时杭州驻有满人旗营，有相当实力。新军中参加革命的官兵跃跃欲试。革命党人从外地纷纷来杭州，秘密设立机关，日夜会商，着手准备。到了九月初十左右，一切布置都已就绪，决定十五日（阳历十一月六日）拂晓开始发难。大家分配工作，我和陈时夏担任政治组织方面的设计准备工作，草拟浙江光复的通电和布告等。十四日夜半，新军八十一标和八十二标，配合了革命党人所组织的敢死队，先向抚署和军械局的驻军进攻。巡抚增韫由后门逃走，被擒获。攻军械局亦已得手。两标部队在城站会合后，各拨一部包围驻防旗营。十五日上午，出安民布告，通电全国，宣告浙江独立。
革命军顺利地推翻旧政权以后，接着就是建立新政权，首先是谁来当都督的问题。当时我们考虑到汤寿潜。汤寿潜是沪杭甬铁路局总理，住在上海。他在争回沪杭甬铁路的时候，在群众中建立了一定威信，但是他并没有参加革命，后来我们知道了他跟旗营的协领满人贵林（贵翰香）有深厚的交情，像这样一个人，原是不适宜领导革命的。可是当时我们——主要是谘议局方面的人，竟认为非汤不可。十六日，火车通了，汤寿潜于下午偕陈时夏等乘火车到达杭州，直赴谘议局，跟大家商议一切。
那时候围攻旗营的战役还没有完全结束。满人将军德济虽然主张投降，但是实际掌握军权的协领贵林仍然主张顽抗到底。到十五日下午，贵林等又探得巡抚增韫已被活捉，革命军声势浩大，眼看无法顽抗了，才在营门小城垛上竖起白旗，贵林带了两名随从，向我军接洽投降。他要求我们纳降后不杀一个旗人，革命军首领在谘议局讨论结果，准如所请，约定十六日中午正式呈交军械清单。本来这个问题已经解决了。可是到了十六日，贵林听说汤寿潜回到杭州，就说投降条款中不杀一个旗人的那一条须得到汤先生的保证，才肯呈缴军械清单。汤寿潜一到，他就对汤说了许多话，汤从他手里取过那张写满条款的纸来草草看了一遍，就答应了他。
十七日上午，才正式集会讨论推举都督。汤于当天正式就任，以旧劝业道衙署为都督府。
浙江光复的头几天里，一切都是乱哄哄的，社会秩序还没恢复过来。贵林表面上投降，仍住旗营里，想乘机叛变。经人告发，浙军司令部立派部队驰赴旗营，起出私藏枪支二千余支，子弹无数，还有好多箱炸药。贵林和他的儿子量海当场被捕，解送司令部，受军法会审。当时我担任临时警察局长，参加了会审，判决贵林父子死刑，就在谘议局的广场上执行枪决。当时人心大快，社会秩序也渐趋安定，过去携眷避往外地的，都纷纷搬回来了。
枪毙贵林父子的时候，汤寿潜适因事去上海，他一得到消息，下一天就回杭州，质问当时担任总司令的周承菼和我，何以不向他请示。我们回答他说：此案人证物证俱全，用军法紧急处分，是我们的责任。汤听了，也就无话可说了。
十月十二日（阳历十二月二日），苏浙联军攻下南京。十一月初六日（阳历十二月二十五日），孙中山先生自海外司司长。蒋尊簋是浙江人，在广东做新军标统，广东光复的时候，他以新军标统暂任临时都督，后来粤省军民正式举出都督，他就退职离粤。汤退蒋继，时在辛亥十月中旬，即1911年12月上旬。但其时朱瑞（他是光复会会员，原任八十一标代理标统）攻克南京天保城有功，凯旋，受到热烈欢迎。他那时候已经做了浙军军长，跟蒋有矛盾。以后形成的军阀割据局面，那时候在浙江已经可以看出苗头来了。
我记得起来的就是这一些事实。我虽然参加了辛亥革命，但是当时对于革命的认识是模糊的。今天想起来，浙江光复所以那么快地取得胜利，主要是由于人民群众对于革命的迫切要求和热烈支持。但是，当革命形势高涨的时候，如果没有坚强的领导，又不依靠广大群众，把革命进行到底，那末，人民胜利的果实仍然会被夺去，革命势必逐渐变质，以至于完全失败。这是我们所应当接受的历史教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