截至宋仁宗朝的北宋政治，已接近于理想状态，取得了帝制时期王朝政治的最好成绩：国家制度设计精美，近乎完美地实现了分权制衡，基本消除了强藩、宦官、权臣、外戚等因素对国家统一和皇权稳定的干扰，做到了“百年无内乱”。朝廷国家在政策的制定上能够顾及社会的承受能力，在国家利益与社会利益之间寻求平衡，避免过度扰民，真正做到了“出政发令之间，一以安利元元为事”。更为重要的是，截至仁宗朝，北宋政治中一直存在着实施有效的批评、纠错机制，其中包括复杂精密的舆论、监察、信息沟通制度，以及包容批评的思想基础和政治风气。

然而，从北宋神宗朝开始，我们看到的几乎都是破坏。最初的破坏发生在宋朝和年轻有为的皇帝互相支持、互相鼓励，造成了排斥异己的新风气，正常的舆论批评被斥为“流俗”，优良的政治传统遭到蔑视。新政策、新风气培养出来的“新官僚”，服从、高效、没心肝，只关心上之所欲，不关心下之所苦。对于这种变化，司马光痛心疾首，却没有能力改变。在司马光身后，士大夫集团走向恶性分裂，皇权膨胀，腐败加剧。到了南宋，朝廷国家长期承受巨大的边防压力，财政支出持续走高，理财之臣得到重用，皇帝与权相结合，继续挤压普通官僚参议朝政的空间，官僚的工具性不断增强。

宋朝政治的败坏，暴露了皇帝制度的死穴。尽管那一段历史与政治势力对皇帝的欲望加以迎合——不否认王安石有属于自己的更为远大的政治理想，然而当他把皇权从儒家经典中一些原则性的基本共识仍然是存在的。尽管在实践上不断背离，但是在理论上，这些原则性共识仍然被认为是正确的、不可动摇的，这就是底线。

这些原则性的基本共识包括三点。

一是“江山社稷”的概念。皇帝、朝廷国家与天下苍生共同构成“江山社稷”，皇帝与朝廷国家承认并尊重“江山社稷”的整体性，承认朝廷国家与老百姓之间存在共同利益，承认并敬畏天下苍生所具有的“可载舟亦可覆舟”的集体力量。

二是“人格平等”的概念。君臣之间存在着抽象的人格平等，“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皇帝承认并尊重士大夫的集体人格，承认他们对儒家思想的解释权力，不以“政统”而灭“道统”。

三是皇帝承认批评和监督的有益性，对批评采取相对开放的态度，接纳来自士大夫的劝谏。

金元以来，北方民族入主中原，野蛮征服文明，这些原则性的基本共识开始遭到破坏。金朝皇帝挥舞鞭杖，对待官僚如同对待奴仆。元朝实现了长城南北大中国的统一，然而在元朝治下，政治文化却发生了两大倒退：在国家性质的认识上，从“江山社稷”天下国家倒退为家产制国家，元朝国家成了成吉思汗家族的私产；在君臣伦理上，从具有抽象人格平等的君臣关系变异为主奴关系。

从天下国家倒退为家产制国家，等于否定了皇帝、朝廷国家与天下苍生之间存在整体利益，天下苍生彻底沦为蒙古贵族奴役、剥削、压榨的对象。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之下，元朝国家不可能再费心寻找和维持朝廷国家利益与社会利益的平衡。在宋朝的君臣关系之中，君臣人格平等，臣子依靠儒家经典、祖宗法度和天意人心，可以获得引导、劝谏皇帝的权力。在元朝的主奴关系中，奴婢对主人只有服从的义务、服侍的责任，绝无批评的可能。传统君臣关系从“君臣”到“主奴”的变异釜底抽薪，打碎了士大夫通过批评约束皇权的基础。华夏政治文化中那些原则性的基本共识遭到了彻底的动摇和瓦解。

接下来，朱元璋又“以一人而治天下”的奇特偏执塑造了明朝缺乏最起码的信心，他用野蛮的廷杖击碎了士大夫的集体尊严，又剥夺了他们不合作的自由，再以功名利禄相诱惑，最终把士大夫变成了驯服的工具，“忠君”变成了单方面的绝对服从。皇权无限膨胀，继而走向专制，臣子沦为精神上的奴隶，先失去自由表达的空间继而丧失自由思考的能力。“上流无用”与“下流无耻”交相为用，上流者空言道德，下流者专事私利，道德虚伪化，政治空心化到最后，清朝入关，挟私心以治中国，对占人口绝大多数的汉人士大夫和中原百姓始终心怀犹疑，不能同心求治。君主与臣子之间越来越多地通过私人关系，而不是共同的高尚追求来强化忠诚。朝廷国家看老百姓永远像在看可能的反贼，当他们意识到民船的运力和武器装备可能会超过水师战船，第一反应是拆毁民船，限制其发展。而在南宋，我们看到的，却是政府对民船运力的合理利用。

金元明清一路下行，华夏政治传统中的原则性共识荡然无存、或者说名存实亡。在实践中所形成的，是一种新的更为虚伪、更为野蛮的政治文化。而这就是中国在迈入近代门槛之时的政治文化的基本面貌。

末代皇帝的退位表明，统治中国两千多年的帝制宣告终结，中国迈入共和时代，君主政体将“永不再行于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