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宣统二年（1910）3月8日，一场低调的聚会在长沙城东的郭园举行。郭园是原淮军将领、湘潭人郭松林兴建的园林式宅邸，位于长沙城东落星田，今还存有郭家巷的地名。自郭松林于光绪六年（1880）四月在直隶提督任上病故后，30年间，子孙逐渐四散，郭园趋于荒废。
时值初春时节，乍暖还寒，14位身着长袍马褂、头戴秋帽的绅士，临桥倚石，看上去神态略显严肃。诸人于雅集时合影3张，由谭延闿为照片依次署题，曾广钧作诗，王闿运作记，廖树蘅作赞。
曾、左后人牵头雅集
这次雅集有两个召集人，一是湘乡曾广钧（字重伯），时年44岁。他是曾纪鸿之子，曾国藩之长孙，在长沙置有宅邸。一是湘潭周大烈（字印昆），时年48岁。他的祖姑母是周诒端，祖姑父即左宗棠。
曾国藩、左宗棠都是湘军的统帅，又位高权重，两个家族均是望族，名重湖湘。作为世家子，曾广钧和周大烈的交际都比较活跃。曾广钧对王闿运执弟子之礼，被其称为“圣童”，梁启超则称其“诗界八贤”。他曾率军参加过中日甲午战争，光绪二十六年（1900）庚子之乱后，因灰心国事，不复入仕，每与诸名士饮酒酣歌。
周大烈19岁起在本乡教书，门生众多，颇有声望。作为湖南举人，参加过“公车上书”。早年曾是湖南巡抚陈宝箴之子陈衡恪的家庭教师。光绪三十一年 （1905），争取到湖南官费名额，东渡日本，就读于东京法政大学。其间考察日本地方自治，还与梁启超、陈叔通结交，并面见孙中山，商谈中国局势。
应邀参加雅集的宾客，以王闿运年纪最长，已经77岁。另外11人是：宁乡廖树蘅，71岁；江夏王铭忠，年纪不详；黔阳黄忠绩，62岁；攸县龙璋，56岁；湘乡胡子清，42岁；湘乡谢钟枏，45岁；湘潭梁焕奎，42岁；湘潭胡元倓， 38岁；湘潭杨度，35岁；湘潭杨钧，29岁；茶陵谭延闿，30岁。
不难看出，这是一次老中青结合的聚会，以湘潭、湘乡人居多。尽管王铭忠是湖北江夏人，但因其兄王祖荫长期在湖南任官，他早已融入湖南官绅的圈子。
各领风骚的人物
参加雅集的人都不是等闲之辈，或为亲戚，或为挚友，是一个相对封闭的小圈子。以出身而言，曾广钧、谭延闿是进士，周大烈、梁焕奎、胡子清、龙璋、杨度是举人。此外，周大烈、梁焕奎、胡元倓、胡子清、杨度、杨钧、黄忠绩等7人曾经先后留学日本。他们分属实业、教育、政治等不同的领域。
负责题名的谭延闿在题记的几位当中年纪最小。他是中国最后一次科举光绪三十年（1904）甲辰科的进士，也是清朝200余年间湖南唯一的会元（即会试第一名贡士）。谭延闿会同梁焕奎、胡元倓等10余人于清光绪三十年，创建了湖南图书馆。1909年出任湖南咨议局局长。
负责作记的王闿运年纪最大。他是咸丰二年（1852）举人，曾是清廷权臣肃顺的幕客。同治元年（1862），王闿运入曾国藩幕，所议多不合，不久离去。自此专门从事讲学，一生得弟子数千人，有门生满天下之誉，除杨度兄妹外，杨锐、刘光第等戊戌变法积极分子也出其门下。
王闿运和廖树蘅都是郭园兴衰的见证者。除发慨叹，他没有自比为名流之会，只是提醒大家“要宜各有表见，不随时盛衰”。但在当天的日记里，他却如此写道：“周大烈、曾广钧公请名士，实则卝痞耳。”很多人对这个“卝”字不甚了了，这其实就是“矿”字，廖树蘅父子、梁焕奎兄弟、王铭忠、龙璋、黄忠绩、谢钟枏等人，当时分别在湖南常宁水口山、新化锡矿山、湘西等地，开采和冶炼锡矿、锑矿，都是有名的矿老板，一时巨富。王闿运用“矿痞”这个词，可能有掩饰这次聚会的用意。
作为主角的杨度
廖树蘅在第二帧照片上这样写道：“宙合群贤，会集一亭；兰幽竹修，觞咏极欣。于以契今昔之情。”作为王闿运、梁焕奎等人的多年知交，功成名就的矿业前辈，他表达的意涵比较单纯。
杨度写下的大段文字，则是另一种心态。他先是提及8年前在长沙碧浪湖（今长沙开福寺一带）与黄笃恭、梁焕奎、罗正钧、黄忠浩、周大烈等人的一场聚会，当时也有合影。那次聚会之后，黄笃恭在上海病逝，他为之殓葬；黄忠浩赴四川，进入了军界；梁焕奎、周大烈则去往日本留学，又先后回国。罗正钧则已经成为保守派的代表。
杨度之所以对这次聚会格外感慨，一是因为郭园是他儿时的嬉游之所，触景伤怀。二是年届不惑，历经友朋聚散，物是人非，叹人生未免无常。最后他说出了重点：时局纷扰，人事喧嚣，湖山文酒之胜，不可常得。余以京朝敦促，今日当行，倚舟书此，以志踪迹。
所谓“时局纷扰”，是杨度对自己8年来的经历作的深刻总结。他中举后，经受过甲午战争、戊戌变法、庚子之变等大事件所带来的深刻影响。于光绪二十八年（1902）第一次出国，自费留学日本弘文学院，与杨笃恭创办《游学译编》。次年，与梁焕奎一起受保荐参加经济特科考试，获一等第二名，但因被怀疑是康党，未被录取。只得再次前往日本，进入法政大学速成班，与黄兴、汪精卫同学，并结识了梁启超、孙中山、秋瑾等人，有感于“国事伤心不可知”，写出了闻名一时的《湖南少年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