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朝大业四年（608 年），隋炀帝开创了选拔人才的科举考试。到了唐朝，科举考试分为地方考试和京师考试，其中，地方考试也被称为解试，元朝时改为乡试。唐朝时，解试时间为三天，与现代的高考时间相仿。解试结束后，一般于放榜次日，地方州县官员会宴请考官、学政和中榜学子，举办祝贺考中乡贡的“乡饮酒”宴会。在杜佑的《通典》中，此等宴请被称为“行乡饮酒礼”。也就是说，唐人将这种宴请视为一种礼仪。在这样的宴会上，人们会吟诵《小雅·鹿鸣》，这可能就是该宴会被称为鹿鸣宴的原因。

唐朝的鹿鸣宴有一些成规：参加宴会的学子必须是应试合格者，这是其一；其二是饯行，宴请后，地方官员陪同学子进京，继续赴考——据史料推测，陪同赴考也有资助路费的考虑。除了《小雅·鹿鸣》，宴会上吟诵的诗篇还有《小雅》中的《四牡》《皇皇者华》《节南山》等。

唐朝的鹿鸣宴，体现了统治者和地方官府对儒家文化的重视。

新科进士的闻喜宴

进京赴考的学子，经省试中榜后为新科进士，在礼部发榜后，敕令举办的一系列宴会，被称为“闻喜宴”，也叫“敕下宴”——顾名思义，闻之则喜。唐朝的闻喜宴常于曲江之畔举行，因而又被称为“曲江宴”。

闻喜宴本是新科进士们的私宴，新科进士们以“醵罚”（凑钱饮酒为醵）的方式集资，类似于现代社会，朝廷才对闻喜宴进行正式赞助，并将其发展为官方活动。

闻喜宴的发起主体为何会在宋朝出现变化呢？这与当时的社会风气有一定关系。进士宴会吸引了多方势力参与，即将走上仕途的进士们自然成为他们拉拢的对象，人们相互攀附，结成各种私人关系，形成小集团。这样的势力一旦产生，就容易引起皇家的不安。在统治者看来，任由民间办活动，对自己可能形成不小的威胁。据宋朝王栐的《燕翼诒谋录》记载，自唐以来存在“进士皆为知举门生，恩出私门，不复知有人主”的现象，所以出现了“除赐宴外，不得辄有率敛，别谋欢会”的声音。由私宴改为国宴是统治需要，杜绝了私宴带来的攀附风气，让宴会从此打上皇家的烙印。

闻喜宴的举办地点和时间也时常调整。地点有时在琼林苑，有时在公园，举办的时间要根据皇帝的下诏时间确定，更像临时性的宴会。

进入官场前的关宴

在唐朝，科举及第学子的宴会活动有很多，与闻喜宴相呼应的是关宴。这是新科进士在京城的最后一次大规模聚会，费用全部由学子自掏腰包，由专业人士进行张罗。

关宴的举办地通常在杏园，据傅璇琮的《唐代科举与文学》考证，杏园在曲江之西，与慈恩寺南北相望，因此关宴又被称为“曲江大宴”。唐诗《曲江红杏》中“女郎折得殷勤看，道是春风及第花”的“及第花”指的是杏花。杏花二月开花，报春早，选在杏园举办关宴正取此意。这是唐朝进士们参加完吏部关试，进入官场前的告别宴会。学子从全国各地到京师，宴后再各奔东西，按古代的交通状况，此别对很多人而言将成为永别。

告别宴会让参与者能用心其中，但仅告别这一项活动，仍不能将宴会推到重要位置。让关宴备受重视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它的社交属性。《唐摭言》载：“曲江之宴，行市罗列，长安几于半空。公卿家率以其日拣选东床，车马填塞，莫可殚述。”新科进士是这次宴会的主体，但是除了他们，宴会的积极参与者还有京城的达官贵人，谁家里有妙龄待嫁女子的，会借此机会物色女婿。普通民众也会去看热闹，导致道路拥挤，可谓盛况空前。《唐摭言·慈恩寺题名游赏赋咏杂纪》记载：“……公卿家倾城纵观于此，有若中东床之选者，十八九钿车珠鞍，栉比而至。”

告别、选婿这些活动使关宴获得广泛关注，除此之外，宴会的助兴活动，比如探花活动，更加博人眼球。吴融在《海棠二首》中有“太尉园林两树春，年年奔走探花人”的诗句，提到了探花活动。探花活动是事先选择同榜进士中最年轻且英俊的两个人为探花使，探花使骑马遍游曲江附近或长安各处的名园，沿途采摘鲜花后在琼林苑赋诗，用采摘的鲜花迎接新科状元。该活动最重要的工作是挑选探花使，探花使的要求是长相俊朗，这与唐人选拔官员既看能力也看外貌的观点一脉相承。

实际上，不管是告别、选婿，还是探花活动，都寄托了唐人对进士的期望，也表达了进士们登科后的喜悦和对未来的憧憬。

鹿鸣宴、闻喜宴、关宴仅是唐朝众多中榜学子宴会的剪影，但因为其时间节点特殊而备受人们重视。这些宴会活动不仅是聚会，对中榜学子来说，也是一次扩充人脉、建立圈子的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