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乾隆二十七年冬，南京城内突然闹起了匪患，朝廷一时清剿不力，这可苦了当地老百姓，特别是南京城内的商贾富户、地主豪绅们，人人自危。

南京城内有一石雕名师叫黄逢斋，他经营石材雕刻闻名遐迩，手底下卧虎藏龙，名师大家尽在他的生意场上混饭吃，财大气粗，钱多得连他自己都数不过来。另外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他曾经给皇家园林进贡过数不清的珍奇异石，那些鬼斧神工的象形兽石，怪石嶙峋的假山摆件皆出自他手。曾经如此献力于朝廷，一直和朝廷作对的土匪们自然对他恨得咬牙切齿。

黄逢斋听到风声，便领着一班石匠偷偷出去躲了起来。土匪们哪肯善罢甘休，他们将黄逢斋还没来得及逃跑的妻子和独生子黄粱抓住，又放出话，如果黄逢斋回来交出全部财产，妻儿老小可以活命。

过了大概十几天工夫，黄逢斋迫于压力，跑到土匪窝央求放了自己的家人。土匪把娘儿俩放了，抄没家产，又刑讯逼供，让黄逢斋把私藏的金银财宝尽数交出。经过严刑拷打，已经奄奄一息的黄逢斋被儿子背了回去。

黄粱年方二十，看到父亲遍体鳞伤躺在床上，悲从中来，但也无计可施。黄逢斋拉着他的手说：“孩子，记住我一句话，赶紧带你母亲迁居，去山东宁阳县找一个叫董恩的石匠，投靠于他，切记！”说完话，黄逢斋便气绝身亡。黄粱忍着悲痛，将父亲的尸首埋葬，便开始收拾行囊，打算远赴山东，去寻找父亲所说的那个石匠。

经过整整三个多月的艰难跋涉，黄粱带着母亲终于来到了山东，他们沿着一条河走了三天三夜，依然没有走到头。黄粱便向临岸的居民打听，这里有没有一个叫董恩的石匠。

其中一个在岸边捕鱼的渔民告诉他：“你沿河往东走，走到一个形似坟包的小山丘，那是至京山，至京山旁有个新建的石拱桥，那是至京桥，过桥一打听，此人就住那里。”黄粱回礼拜谢了一下，心中纳闷，怎么什么名字都叫“至京”呢？

黄粱带着母亲又走了几里路，果然看见了一个如坟包一样的山丘，上面有牌子写着“至京山”。至京山旁边的至京河上赫然架着一座气势磅礴的石拱桥，桥上镌刻着“至京桥”三个大字。他们赶紧过桥，经过沿途询问，终于打听到了那个石匠的家。

房子不大，全是用石头堆砌而成，但结构合理，浑然天成，外墙雕刻着珍禽异兽、花草树木，美轮美奂，每一刀都透着精湛技艺，每一图都显示着雕刻师手艺的炉火纯青。黄粱也跟着父亲学过雕刻，也曾惊叹过父亲的技艺，但比起这个如艺术品般的房子来，那真是小巫见大巫了。

黄粱感叹真是人外有人，天外有天啊！正感怀着，这时从屋里走出一个老者来，鹤发童颜，胡须皆白，少说也有七十多岁了，但走起路来虎虎生风，步履矫健。

“你们找谁？”老者问道。

“我是黄逢斋的儿子黄粱，从南京来投奔一位叫董恩的先生。”黄粱大抵已经知道他就是董恩了，因为一提名字他的眼神突然发起亮来。

“进来吧！我就是。”老者不冷不热地说，然后大步流星往屋里走，后面娘儿俩紧紧跟着。

黄粱心里打鼓，莫不是他不愿意接纳我们母子？

老者把他们领到屋里，说：“你们先住在那两间柴房，回头找个活做，我可不养闲人。”

无奈，娘儿俩只好先在柴房里住下。晚上老者给他们端来两碗稀粥和几个窝窝头，饭食太粗，打小娇生惯养的黄粱怎么也吃不下，就对母亲说：“父亲让我们来投奔他，谁知道是过这种日子，早知道就不来了。”母亲说：“你父亲这样安排自有他的道理，先安顿好再说吧！南京毕竟是咱们的伤心地，万不可回去。”

黄粱只好捏着鼻子把窝窝头吞进了肚里，长夜漫漫，不吃东西连觉也睡不着。

就这样过了一段时间，黄粱发现，这个家只有董恩一人，而且他从来不出去干活，令人奇怪的是，生活却是出奇地好，每天早上出门，不一会儿便拿来鸡鸭鱼肉摆在桌上，小酒一斟，关起门来独自享用，从来没有邀请过他们母子。黄粱感觉到了寄人篱下的屈辱感，对母亲说：“咱还是出去找个房子住，我也找个活，毕竟在人家屋檐下过日子也不是个办法。”母亲点点头。

黄粱本想找个雕刻师的活干，怎奈自己技艺不精，人家看不上，他这才后悔以前没有好好跟着父亲多下点苦功学习。在碰了一鼻子灰后，他终于找到一个帮人养猪的长工活，而且人家提供住宿。他欢天喜地地告诉了母亲，又把情况告诉了董恩，董恩面若冰霜地说：“好！”

黄粱当天便把母亲接到东家的猪场住下。

斗转星移，一晃十年过去了，黄粱在山东依然一贫如洗，过着猪狗不如的日子。这时他打听到南京的土匪早已经被朝廷剿灭，于是打算带母亲回去。

这一天，董恩突然出现在了猪场，他如今已是老态龙钟，步履蹒跚，拄着拐棍。找到黄粱后，他一改往日的冰冷，一把将黄粱的手攥住，说道：“孩子，这些年让你受苦了，你不会怪我吧？”

黄粱一脸茫然，不知道这是怎么回事：“老爷子，您这是？”

“走！”董恩拉起黄粱的手便往外走。黄粱不明就里，只好跟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