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技兴国是一条不流血的革命之路，没有硝烟弥漫，也不大适合被搬上银幕。在拨云见日那天到来之前，这条路上充斥着黑暗与孤独，质疑和阻挠。筚路蓝缕，李四光一步步地走，每一步都精确到“0.85米”，将它留在肌肉记忆里。他对学生说，搞地质研究要到野外考察，脚步就是测量土地、计算岩石的尺子，因此，“每一步的长度都要相等”。

蔚为国用

1905年，李四光参与了中国同盟会筹备会，认识了孙中山先生，孙先生亲口勉励他：“努力向学，蔚为国用。”这8个字，后来也成为李四光求学与创新征程上的核心信念。

1913年，孙中山在二次革命失败后去了日本，李四光愈发感到“力量不够，造反不成，一肚子秽气，计算年龄还不太大，不如读书十年”。他看见“科学报国”的时机尚不成熟，真正的革命，或不在一兵一卒。正所谓“邦有道，则仕；邦无道，则可卷而怀之”。

1919年，李四光获得了地质学硕士学位，导师包尔顿教授劝他在英国继续深造，获得博士学位后再回国。但时逢“五四运动”爆发，祖国的革命热潮深深吸引着李四光。

同年秋末，他放弃了高薪邀请，途经欧洲，辗转回国，接受了蔡元培的聘请，到北京大学当教授。

拒绝蒋介石

早些年在北京大学的日子里，为了弄清楚中国煤矿资源的分布情况，除教学外，李四光数年如一日地持续研究一种蜓科化石。地质学的重大突破，也是从这里开始的。

北伐战争开始后，北京大学的教学一度中断。1928年1月，南京政府成立地质研究所，李四光担任所长，同时兼任北京大学地质系教授。

然而，由于战乱，地质研究所不仅物资不到位，还不得不多次搬迁。李四光等人常常扛着“地质研究所”的牌子在大马路上跑来跑去，直到1932年位于南京鸡鸣寺路的办公楼建成，地质研究所才最终安定下来。1944年8月，桂林沦陷，李四光逃往重庆避难。蒋介石正在重庆，一直很欣赏李四光，遂邀请他加入国民党，并担任中央大学的校长。但李四光一口回绝：自己是搞科学研究的，不会当校长。

拒绝了蒋介石，李四光却主动到最得意的学生朱森执教的重庆大学讲课，并开设了中国第一个石油专业。

要自强，先破茧

根据长期以来占据石油界的主流理论“海相生油”论，西方相关领域专家坚定地认为：中国土地大都属于陆相地层，不可能有良好的石油资源。

这时，李四光则从自己多年来的实地调查中做出一个大胆推测：东北松辽平原和华北平原的地质结构跟亚细亚平原的相似，都是沉降带地质结构。亚细亚平原蕴藏着大量的石油，松辽平原和华北平原也应该蕴藏着大量的石油。

1955年1月，寒冬中的东北松辽平原，一支考察队正在进行地质勘探。

这支队伍的带领者，就是已66岁的李四光。那时，我国已经开始实施第一个“五年计划”，但“工业血液”——石油依然十分短缺。一年前，李四光在《从大地构造看我国石油勘探远景》报告里指出，柴达木盆地、四川盆地、华北平原、东北平原等地是最有可能含油的地区。

可惜，东北地广人稀，自然条件复杂，3年过去，漫长的勘探还是没有取得实质性进展。

通宵达旦的研究与不舍昼夜的勘察，让李四光患上了肾病，中央决定暂时让他到杭州疗养。

就在李四光动身的前一晚，中央忽然接到石油勘探前线报告。一些勘探队的同志准备把普查队伍拉到外省，与此同时，另一些队员依然坚信李四光的推断，坚守东北平原。

李四光当即推掉了去杭州的计划，回到他的勘探队。这支队伍的长期驻扎，带动了越来越多地方干部、青年的加入，广阔的东北大地上形成了我国第一支石油探测尖兵。终于，1959年国庆前夕，石油部和地质部偶然在一口名叫“松基三井”的井口发现了棕褐色油龙，第一股“工业血液”直冲蓝天，挺起了共和国的油脉脊梁。

李四光从理论上彻底击碎了“中国贫油论”，并且运用自己的理论预测，精准判断了中国的石油分布，这是一次历史性的预见和突破。

1971年4月29日，李四光与世长辞，人们在他床头发现了一张纸条：“在我们这样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里，我们中国人民有志气、有力量克服一切科学技术上的困难，去打开这个无比庞大的热库，让它为人民所利用。”

数年后，当中东地区战火频繁的时候，当能源危机的言论屡屡被提起的时候，李四光那句慨叹仍然声声在耳：“作了茧的蚕，是不会看到茧壳以外的世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