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阿富汗、索马里、塞拉利昂这些纷争不断的地区，病房是安娜的战场，手术刀成了她的武器，她的敌人只有死神一个。

塞拉利昂是安娜随着无国界医生组织进入的第一个国家。即使在首都，安娜都能看到人们生活在成片铁皮搭成的窝棚里，每5个人中就有一个活不到5岁。全国注册的医生仅有300多人，其中还有一半不在国内。

安娜说：“我想如果我一直在中国的话，可能永远都不会知道世界上真的有人是这样生活的。”在此之前，她是北京大学肿瘤医院的一名妇产科医生，工作安稳，报酬丰厚。但在2010年，她辞去这份工作，加入无国界医生组织。

她打小就爱看《丁丁历险记》，那时的安娜十分羡慕漫画里的主人公，时常幻想自己能跟丁丁一样到处冒险。每当她的船医父亲从海外书时，她对外面的世界和四处行医的生活就更加向往。

可是“冒险家”心中的浪漫色彩，在昏暗的产房里慢慢变得黯淡。

在阿富汗医院里，安娜每天要在8个小隔间来回穿梭，往往刚把这个产妇扶下床，就得把下一个扶上去。有时刚出生的婴儿无处可放，安娜只能把他们五六个一块儿，搁在一张麻将桌那么大的床上。她和同事每天平均救治的产妇有50个，这是她在国内医院工作量的三倍之多。

在国内做一台手术，安娜身边会有三四位同事帮忙，设备齐全，血源充足。但在阿富汗，整个医院只有5名妇产科医生。一旦遇到产妇大出血，安娜还要满医院奔走呼号，拉住试图逃避的家属，劝说那些一直认为献血有损身体的当地人，拉一把昏迷不醒的产妇。

医院外的环境，也让安娜提心吊胆。在阿富汗首都喀布尔，她一下飞机就被要求围上头巾，男女分开，搭上前往医院的车辆。路中间坐满了衣衫褴褛的乞丐，周围荷枪实弹的警察神情严肃，戒备森严地巡视着四方。

安娜记得一旦稍有异常响动，大家立马转身回头，四处查看。这让安娜养成一个习惯，每天早起，她必须打听当天官方公布的安全等级。

安娜有时会想找个角落蹲一下，消化内心的悲痛，但更多的时候她还是收拾继续工作。如果没有她们，会有更多的母亲和孩子离开人世。这样的战斗每天都在重复着。

有一次，一个子宫破裂、正在出血的产妇被送到安娜的病床前，可坚持要给丈夫传承血脉的她却“死也不肯切除子宫”。安娜耐心劝导后仍然无果，正当她焦头烂额时，病人的丈夫跑过来，给她留了一句：“我只要她活着。”安娜当时感到非常惊讶，在她的印象里，阿富汗是一个重男轻女比较严重的国家，一个丈夫说出这样的话是难以想象的。

安娜一出手术室，看到这个男人翘首以盼，又不敢过来问妻子的病情。病愈出院时，安娜把妻子带到他面前，经历小别离的夫妻俩在门口相聚，四目相对，什么也没说。这种爱情让安娜在心里涌起一股暖流：“当时就觉得，在战乱和保守的地方，有这样的爱情真是个奇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