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历五月初五的端午节，又称端阳节，是中国重要的传统节日。端午节那天有挂艾草、饮雄黄酒、吃粽子、赛龙舟等习俗。其中，赛龙舟是端午节的重要习俗，在新中国成立之前也称“龙舟竞渡”，这项活动最早可追溯至战国时期，据说是为纪念伟大的爱国诗人屈原。据南北朝时期梁朝人宗懔所撰的《荆楚岁时记》记载：“五月五日竞渡，俗为屈原投汨罗日，人伤其死，故并命舟楫以拯之，至今竞渡是其遗俗。”由此可见，在广袤的荆楚大地，龙舟竞渡是人们纪念屈原和表达爱国情感的重要方式。

然而，龙舟竞渡这项悠久的民俗活动，在抗战时期却遭到国民党湖南省政府的严厉禁止。据1936年6月20日《湖南通俗日报》报道，湖南省政府训令水上警察局：

曾据湖南省会警备司令胡达呈，窃查本市居民，每逢废历端阳，举行龙舟竞渡。先期预赛，正期竞渡，百十为群，每生械斗。历年以来，曾蒙钧府出示严令，并由职部及水警局遵令制止在案。现距端节期近，又值国难严重时期，如任听其举行，府恐酿生事故。应请钧府察核，仍照往例出示严禁，兹令饬水警总局先期制止，以保公安。

从以上训令中可以看出，端午节的龙舟竞渡历年来被湖南当局所严禁，其原因是人群聚集常引发械斗等纠纷。以上训令除饬令湖南全省水上警察局遵办之外，还要求该局通饬各属严切宣禁，以维护各地治安。于是，该局又立刻将这项训令下达各属，令各属严格遵办，严厉查禁。

当时，恰逢湖南国术馆馆长竺永华等人向湖南省政府呈报，准备在省垣长沙组织“划船比赛会”，省政府以“因逢国难时间，匪氛未靖，影响治安”为由，拒绝批准此项呈报。省政府批示云：“以国难严重，对于省会民众废历端节划船竞赛，拟请援例禁止，等情前来业经指令照准。值此匪氛未靖，深恐奸究潜藏，影响治安，所请拟举市民划船比赛会，着无庸议，仰即知照毋违。”

可见，湖南当局在端午节禁止龙舟竞渡一事上的坚决态度。

应当说，从维护治安的角度出发，湖南当局禁止在端午期间举行龙舟竞渡确实有一定的道理。要知道，虽然当时历史的车轮已经驶入民国，但湖南各地的封建宗族势力却依旧十分庞大，尤其是当多个宗族参与龙舟竞渡活动时，往往因为失败方不服输而酿成打架斗殴事件，且这多为群体性的械斗，极易导致命案的发生。甚至在各宗族间结下仇怨，出现每遇即斗的恶劣情形，造成地方秩序的严重失范。传统习俗由此异变为“恶习”和“陋俗”，这无疑背离了龙舟竞渡的本来意义。

此外，龙舟竞渡本身还存在着严重的人身安全问题。例如，据《长沙县志》记载：“解放前，沿浏阳河两岸每座庙宇都有龙舟一至二艘，分河东、河西两派，历年竞赛中均引起斗殴，发生毁船和人员伤亡事故。最严重的一次是民国七年，死四人，伤者未计。”又据《娄底市志》记载：“民国十三年（1924），龙舟赛中一次淹死四人，湘乡县政府曾明令禁止。”

可见，从维护社会治安和保障人身安全的角度来看，禁止端午龙舟竞渡存在一定的道理。

但是，湖南当局的行政训令，显然是罔顾了广大民众的情感表达和利益需求，官府禁渡与民间内涵。

诚然，龙舟竞渡确实存在一定的治安隐患，但若对这项在湖南流传数千年的民俗活动采取一禁了之的办法，显然是当局的因噎废食之举。

事实上，民众对龙舟竞渡既有参与的热情，亦有观看的乐趣。当时，湖南的沅陵地区就流传着一首民谣：“儿划头，孙划腰，胡子老爹来掌艄。”形容的是全家祖孙三代参与龙舟竞渡的盛况，这无疑反映了民众参与这项活动的高度热情。例如，1926年，参加北伐的贺龙在湖南沅陵组织龙舟竞渡，当时就有20余条龙舟参加比赛，许多邻近县的民众也纷纷慕名前来观看。

据说，湖南的汨罗江畔也有句关于端午的俗语：“牛歇谷雨马歇社，人不歇端午惹人骂。”意思是端午是要休息的，因而自然有闲暇时间去观看龙舟竞渡。民国吴晦华编纂的《长沙一览》就记载：“各坊市造小舟，置龙头于舟首，竞渡夺标为戏，男女观者盈岸。”可见，龙舟竞渡这项民俗活动有着极为广泛的民众基础，湖南当局虽三令五申地严加禁止，但在实践中的效果却大打折扣。

由于湖南各地的龙舟竞渡活动仍旧是屡禁不止，因竞渡而导致的集体械斗和人员伤亡依然时有发生，为此，长沙市水警当局便在1937年作出妥协，要求龙舟竞渡的组织者作出具结，保证不发生械斗。同时，该局还派出水警沿河监视，以维持治安。由此可见，龙舟竞渡这项具有深厚文化底蕴的传统民俗活动，是难以用行政权力完全禁绝的。

值得一提的是，禁止龙舟竞渡曾在多个历史时期出现过。例如，宋朝初年，龙舟竞渡便被官方明令禁止。据《续资治通鉴长编》记载：“（宋太祖）乾德元年（963）夏四月戊子，禁湖南竞渡。乾德五年（967）夏四月戊子，禁民赛神为竞渡戏。”当然，宋初的禁令不久后就被废止，龙舟竞渡亦逐渐风行。到元代，龙舟竞渡又遭到官方禁止，统治者认为龙舟竞渡是亡宋的节日风俗，“不惟有伤人命，亦恐因而聚众，不便于将来”，但民间仍然有龙舟竞渡的活动。在“文革”期间，龙舟竞渡被视为带有迷信色彩的“四旧”而遭到取缔，直到改革开放后才慢慢恢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