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求真务实的领导作风和工作方法，体现在调查研究中，一个鲜明特色就是深入、唯实、联系大局、敢于担当，具体体现就是“问数字”和“爱算账”。他到各地调查研究，常常直接深入到基层干部群众中了解情况，通过倾听群众的呼声发现存在问题、纠正工作失误，基于调研的情况制定和实施重要的决策。

做出慎重和可靠的决策需要进行深入调查研究。作为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的重要成员和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的核心，邓小平在参与做决策和最后拍板之前，都要首先进行深入调查研究。他历来反对轻率地“拍脑袋”，凭想象做出决策，认为那种走马观花、流于表面的调研，是发现不了真正问题的，那样做不是一种对党和人民的事业认真负责的态度。

1961年7月1 4日，为进一步讨论《国营工业管理等问题进行调查研究。

在这次调查中，邓小平对职工的生活关心得最多，也说得最多、问得最细。在哈尔滨时，他问油田负责同志：“职工生活如何？一个月吃多少钱？”这位同志回答：“按过去一个月十三四元就够了，最近来了一批进口面粉，每斤三角二分，这样花钱就多了，低工资工人手头很紧。”邓小平当即对时任黑龙江省委书记李剑白说：“进口面粉也不能抬高物价，按国内的价格调拨。”李剑白表示马上解决这个问题，多交的款退回。接着邓小平又问：“职工冬装解决了没有？食堂办得如何？”听了汇报以后，他指示：“食堂要好好管理，不宜过大。”到了油田，看到工人们正在搞干打垒房子，他一一询问：“去年盖了多少平方米？今年能盖多少？每平方米多少钱？”当他听到每平方米十二三元钱时表示，这样就可以多搞。

调查研究要始终坚持实事求是。做出决策需要进行深入调查研究，如何进行调研，还是一个立场、方法和作风的问题。领导同志下基层调查和听取汇报时，经常会接触一些与实际情况不太相符的情况。因此，如何了解到真实情况，极为重要。在这个问题上，邓小平极为反对弄虚作假和带着事先定的调子下去调研。

1961年，全党大兴调查研究之风。4月，邓小平和彭真到北京郊区顺义搞调查研究。通过调查研究，邓小平认为，农业减产的原因是政策问题，人民公社的一些政策，影响了群众生产积极性。他充分肯定了当时尚有争议的“三包”（包工、包产、包成本）、“一奖惩”（超额有奖，减产受罚）、“四固定”（土地、劳力、耕畜、农具固定到生产队使用）的责任制，指出“一定要实行定额包工，多劳多得是天经地义的事，是社会主义的分配原则”。当他了解到不少农民不想吃食堂时，他说：“吃食堂是社会主义，不吃食堂也是社会主义。要根据群众的意愿，决定食堂的去留。”

5月10日，邓小平和彭真致信毛泽东，信中说，要进一步全面地调动农民的积极性，对供给制、粮食征购和余粮分配、三包一奖、评工记分、食堂、所有制等问题的措施，还需要加以改进，有些政策要加以端正。报告中明确提出，三七开供给制办法，带有平均主义性质，害处很多，干部和群众普遍主张取消。3天后，毛泽东将此信批示发给各中央局和各省、市、区党委供参考。

调查研究要做到着眼全局。邓小平在调查研究中“爱算账”，不是就数字论数字，而是将数字作为从政治大局和长远目标来考虑问题的依据。看起来他是在算细账，实际上是从具体的数字来看全局、算大账。算账里面有战略，数字里面有政治。

1982年9月，党的十二大提出，到2000年实现全国工农业总产值在1980年的基础上翻两番，使人民生活达到小康水平的宏伟目标。“翻两番”究竟靠不靠得住？“翻两番”的目标实现后，社会又将是什么样子？带着这样的思考，1983年2月，邓小平离开北京，踏上南下的列车，到经济发展较快的苏浙沪地区调研，以获取第一手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