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元年出现的新事物“通电”，很像后世的微博。从大总统到平头百姓团体，谁都可以“通电全国”，想@谁就@谁（名字后加个“鉴”或“钧鉴”）。通告、禀明、要求、指斥、威胁……什么内容都有。

这样的时代没能持续多久，跟微博一样，通电也很快出现了谣言危机，由政府与媒体合力进行整顿。

其实一般的谣言，政府也没想管。民国初立，法令未全，多少大事管不过来，个把通电算什么？但那些人闹得太不像话了，他们先是冒充南京总统府，通电宣布袁世凯罪状——那可是在南北和谈的节骨眼儿上。好在和谈成功，不曾影响大局，他们又闹出了诡异的“同盟会电”，以南京同盟会本部的名义，指责上海的政客、报纸被袁世凯“买收”，说得有鼻子有眼：每家报馆收了四千元，只有《天铎报》拒贿。这份通电发表在天津《民意报》上。

上海的报纸顿时就炸了。报界公会立刻分别致电孙中山与《民意报》，要求他们拿出各报纸被袁氏收买的证据，否则要对此谣言负责。《民意报》回答得理直气壮：俺们是有电报局的电文底稿的，不信你们来天津查。

查就查，还真有。而南京方面，从孙中山到胡汉民、汪精卫，赌咒发誓不承认南京同盟会发过此电。南京电报局也说，他们根本没发过这种电文。那么，南京、天津电报局，必有一个说谎。此事成了悬案。

还能更离谱吗？能。袁世凯就任临时大总统后，孙中山与南京临时政府成员均宣布解职。新内阁成了南北争夺的要点。尤其是陆军总长一职，被认为是重中之重。南方主张黄兴留任，北方军界一定要拥戴段祺瑞。通电交驰，不亦乐乎。黄兴表示，为顾全大局，他愿意解甲归田，不当陆军总长。袁世凯觉得这样不合适，说：老黄，咱虽然不当陆军总长，弄个参谋总长干干如何？

黄兴当然还是拒绝。可是，居然有人冒充黄兴名义，回电北京政府，表示同意出任参谋总长。袁世凯当然大表欢迎。黄兴却气得发昏。可袁世凯为什么相信假电报？因为通电是要实名制的，电报局章程规定，通电者必须“加盖印记”，就跟微博捆绑手机号似的。

印记毕竟不够靠谱，有心作伪，刻个印章有多难？黄兴只好一边严查此事，一边由总统府秘书长特饬电务科员，今后所有电报，“非经秘书长加盖图章者，不得擅发”。

但是这个规定管不到“南京同盟会本部”这种“民间团体”，还得从内容上加以限制。当然，不能停掉通电——那不跟清政府钳制舆论一样了吗？自3月24日起，《申报》连续5天在头版头条刊登《编辑部启事》，称鉴于“离奇怪诞之事，日必数起”，“不得已由报界公同集议，商定限制如下”：

（一）非关于公害公安而攻击个人者；

（二）不具名者；

（三）无真确之政见，为私人图名誉发空论者；

（四）行政官寻人由报馆代转者；

（五）立言过激有碍治安者。

凡属此类，皆“削而不发”。

看到此处，很多人大概会若有所悟：啊，谣言风行，看来百年前后没啥区别……错，最大区别就在于：100年前要经由媒体通电全国，造个大谣，比现在贵多了。

3月26日，中华民国电政总局在上海各报刊登广告，称已在崇明岛开通电报，收费呢，跟全国是一样的：每个字，中文收银洋一角，洋文收银洋两角。

照稻米购买力计算，银洋一角，基本上等于今天的10元到15元。一通电报，少则数十字，多则上千字。黎元洪老爱发长电，“痛哭流涕”，好在官电不要钱。那会儿通电全国，开头动辄是“北京袁大总统南京孙大总统陆军总长黄转武昌黎副总统各部总长各省都督及上海各报馆鉴”，您算算，造个谣得多少银子？

发电报太贵了，贵到政府财政都未必负担得起。3月8日，云南都督蔡锷致电电政总局，说云南地处边陲，“地广财绌，交通阻滞，与腹省情形不同”，希望能照前清旧例，省内发电报，只收“四仙”（四分钱），只有“拍寄外省”按一字一角钱收费，可否？

南京交通部很给面子，大笔一挥，报界电费减为每字三分。可是虽然南北统一了，但南京政府仍然只能管半个中国。东三省、北京、天津的电报局统统不认账，管你新闻电、普通电，都是一字一角。

忘了说明，中华民国电政总局设在上海。这个机构挺招人恨的，据说他们在前清时就“骄奢豪侈，埒于王侯，挥金如土，结纳权贵，侵国家收入不可数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