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杰出出版大家张元济原本在科考路上一帆风顺，18岁中秀才，23岁中举人，26岁中进士并进入翰林院，后被委任为刑部主事，次年又以第一名的成绩考取总理衙门章京。从履历上看，张元济无论在科考还是仕途上都堪称春风得意，这在万千读书人中可谓凤毛麟角。

1898年维新变法开始后，张元济在翰林院侍读学士徐致靖的保荐下于6月16日受到光绪的单独召见，君臣相对，就变法问题做了大致的探讨。

9月5日，张元济上奏变法总纲5条、细目40条，分别就变法全局、满汉、用人、理财等五大问题做出阐述。9月18日，张元济第二次上奏，请求朝廷明降谕旨，令中外大员切实保荐素习矿路农工商学之人，以充实新设立的矿路农工商总局，发展实业。

然而，慈禧太后很快发动政变，收回光绪大权，康有为、梁启超等人匆忙流亡海外，谭嗣同等人则喋血京师菜市口。事后，并未与康、梁等人结党的张元济虽然没有遭到杀身之祸，但因为同属维新阵营，也遭到“革职、永不叙用”的严厉处罚。如此，张元济的政治最高峰也就此戛然而止。

据说，在张元济仕途顿挫之时，同处人生低谷的前直隶总督、北洋大臣李鸿章派人慰问他，并问他有何打算。张元济表示，京城已无容身之地，自己将赴上海谋生。

10月下旬，张元济携眷南下上海。1899年 4月，在李鸿章的亲信、时任南洋公学督办的盛宣怀的帮助下，张元济出任南洋公学译书院院长，主持翻译东西各国新书。而正是这一契机，让张元济逐步脱离官场，并由此走向了近代出版业。

1901年，在商务印书馆一名创始人的邀请下，张元济入股商务印书馆，成为大股东之一。次年春，张元济决定辞去所有任职，全身心地投入商务印书馆。

对此，很多人都不理解，毕竟张元济曾是翰林清贵，即使一度被罢官，将来遇到恩赦，官复原职也未可知。如此身份，怎能就此栖身于连一般读书人都为之轻视的“贱业”呢？

在写给盛宣怀的一封信中，张元济或许说出了他的理由：中国四万万人口，只有40万人受过教育；而要开启民智，就必须要出版好的书籍，自己愿以“扶助教育为己任”。从这个意义上说，张元济原本有个美好前程，但戊戌年的那场政变改变了他的人生历程。

或者说，张元济成为近代出版业巨头完全是一种历史的偶然，他原本可以成为朝中高官、学术大家或大教育家，但历史的风云变幻，慈禧太后却在无意之间将他推下“商海”，并最终让他成了近代中国的出版大家。

当然，张元济如果想重返仕途的话也不是没有机会。1906年1月，在清末新政的春风下，清廷学部奏请将张元济恢复原官职，任学部参事厅行走。之后，又由外务部奏调为储才馆提调。当年12月，张元济入京供职，但因为难耐当时的官场习气，次年1月即弃官南返。

之后，张元济的恩师、军机大臣兼外务部尚书瞿鸿禨多次邀他出山，但张元济仍甘于平淡。此后，张元济终身不涉官场，再未出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