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成立后，周恩来总理分管外交26年，到他逝世前，共有107个国家与中国建交。他对外事干部有16字要求：站稳立场，掌握政策，熟悉业务，严守纪律。这样的原则同样适用于翻译工作。周恩来说过：“翻译是对外交往的桥梁，没有翻译，办不了外交。”要求译员们练好“三项基本功”，第一是政治、政策基本功。他提出要提高翻译工作者的政治素质。第二是语言基本功，业务上要严格要求。包括语音、语法、词汇和听、说、写、读、译五个字，他说，学外语的一条原则就是要苦练，每天练上几个小时。第三是文化基本功。要学习国际知识、哲学、法律、地理和自然科学等。
周恩来讲话出口成章，思路和条理清晰、逻辑性强、用词用句严密严谨。每次讲话翻译记录下来，无须多加整理修饰，便是一篇好文章。但周恩来深知口语翻译的困难，为了翻译能够表达得准确完整，他总是有意识地长话分段说，让翻译人员能够从容翻译。“准确完整”是周恩来对翻译工作的最基本业务要求，也是一个工作标杆。周恩来总理并不要求翻译使用高深华丽的词汇，只要求语言通顺易懂，准确到位，意思完整。
周总理对翻译要求很严格，如果他认为哪位翻译得不好，为了不影响国家大事，他会严厉地说：“你不行，换一个翻译。”
在周总理为尼泊尔首相举行的国宴上，冀朝铸本来是为尼泊尔首相的随从人员当翻译，坐在最后一桌，后被临时调派到第一桌，为周恩来总理祝酒致辞做翻译。周总理念了一段中文讲稿，冀朝铸念一段英文译稿。周总理忽然脱稿，加了几句即席讲话，而冀朝铸仍然照本宣科念事先准备好的英文译稿，没有翻译周总理的脱稿讲话。周总理当即发现，严肃地对冀朝铸说：“不对，小冀你太紧张了。换一个翻译吧。”于是冀朝铸从第一桌又回到了最后一桌。但周总理并没有一竿子将人打“死”，第二天，周总理接见外宾时，仍然要冀朝铸当翻译。吃一堑，长一智，冀朝铸聚精会神地听、译总理的每一句话，再也不敢有任何松懈。
为了督促翻译勤学习，周恩来经常利用会见外宾的间隙考问他们的知识面。有一次，他问一位译员，在领海问题上有哪14个拉丁美洲国家正在同美国进行斗争？翻译答不全。他就一一数出这14国的名字，并列出另外7个尚未公开表态的国家名字。然后说：“一共是21个国家。今天的报纸上不是都登了吗？你报纸也不看，地图也不记，你的基本功就不够。你们当翻译的要下苦功夫把地图背熟才行。毛主席学打仗，就是从中国地图学起，是苦练出来的。”他当即指示外交部购买一些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外文书籍，供翻译人员阅读。他说：“即使一些反对我们的材料，翻译也应阅读，否则外国人讲的译员听不懂，就无法翻译和反驳。”
周恩来尽管不是专业学外语的，但他青年时有着去日本、法国、德国和苏联等多国留学和投身革命活动的经历，交游广泛、见多识广，一直有阅读英文报纸的习惯，能听能说日、法、英、俄等好几种外语，尤其是法语、英语，听说水平都较高。
1954年，周恩来在日内瓦会议之后经过莫斯科，参加苏共中央第一书记赫鲁晓夫举办的一个酒会，周恩来就是用英语致辞的。在会见外宾时，每当外宾讲完后，不等翻译翻完，他对大意已有掌握，同时，他仔细地听翻译，判断细微之处的微妙差别。
1972年，尼克松总统访华，中美双方签署《中美联合公报》。答谢宴会上，尼克松在致辞中说中美之间的距离很近，才1.7万英里，章含之却将其翻译成“1700英里”，在场没有一个中方人员听出来，只有周总理抬起头来，说：“含之，太近了点儿吧。”翻译马上做出更正。
周恩来要求翻译有较宽的知识面，他常对翻译说，翻译不能只注意语言文字的表达，一定要扩大各方面的知识。1962年，有位译员第一次给总理当翻译，当总理向外宾介绍赵朴初先生是一位“居士”时，译员翻不出来，周总理专门解释了“居士”的含义，并嘱翻译回去研究应该如何翻译。事后，周总理向有关领导谈了对翻译工作的意见，指出翻译除提高语言水平外，一定要扩大知识面。为此，有关领导写了一篇简报，通报全体人员。
有一个时期，周总理在与外宾谈话中经常提到世界大战的历史经验教训。他常考问翻译，第二次世界大战是何时开始的，“苏台德地区”“绥靖主义”“闪电战”“马其诺防线”等词的译文是什么……为此，翻译人员专门收编了二战词汇和背景知识，熟悉并牢记。
周恩来多次强调，翻译领导人的讲话必须准确完整。他说：“严复讲的三条：信、达、雅，头一条就是信。给领导人当翻译，有一是一，有二是二，不能加也不能减，更不能妄加解释和发挥。但对领导人说的明显不当之处，翻译时要加以及时变通，甚至纠正。”
20世纪70年代初，美国派特使基辛格博士来访，在欢迎稿上，周总理使用的是“尊敬的美国客人”，翻译没有多想，顺口翻译成“尊敬的美国朋友”，周总理亲自审阅英文译稿，发现错误并纠正过来。周总理告诫翻译，我们才打破封锁，开始与美国交往，他们是客人，还称不上是中国的朋友。虽然是一个称呼，但要有分寸，分寸中体现了政治原则，不能马虎！
周恩来讲话总是胸有成竹，不需要临阵思考，每讲完一段话后，他总是凝神倾听翻译如何表达他的话，一旦发现翻译有错漏——有时一字一词的错漏或改变了讲话含义，意思会大不一样，甚至南辕北辙，引发外交事件，所以，周恩来会及时向翻译指出，使他们能够当场纠正、补救。尤其是对涉及重要外交政策的关键用语，他会对翻译特别严格。
在一次招待会上，周总理致答辞，讲了几层意思。翻译在翻译时，他一边听，一边掐着指头。等翻译全部译完后，周总理就用右手食指点着左手掐着的几个手指头问翻译：“我刚才讲的……那层意思，你翻了没有啊？”翻译员“噢”了一声，赶忙把漏译的部分补上。有时，他听完翻译后会立即对某一关键用语译法提出异议，要求翻译改用另一个词来更精准表达。翻译有时吃不准，提出好几个词选择，由总理来判定使用哪个词比较合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