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交换、比较、反复”十五字诀，是陈云从实践中切身体验和总结出来并贯彻始终的工作方法和领导艺术，是他一生心领神会、运用自如的思想方法，是他的思想精髓，也是他革命生涯的真实写照。他为别人题字的时候多次写这几个字。
陈云“十五字诀”提出于延安时期。关于提出“十五字诀”的缘起，他自己说：
“在延安的时候，我曾经仔细研究过毛主席起草的文件、电报。当我全部读了毛主席起草的文件、电报之后，感到里面贯穿着一个基本指导思想，就是实事求是。那么，怎样才能做到实事求是？当时我的体会就是十五字诀：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交换、比较、反复。”
当时担任陈云秘书的刘家栋，曾有幸亲自听陈云讲解“十五字诀”最后的六个字。他回忆说：
“1940年夏天的一个傍晚，我正在窑洞里看书，陈云走进窑洞里来，说他最近在思考一些哲学问题，想跟我讲讲学哲学的体会。他在窑洞里踱起了方步，慢慢地讲起了‘交换、比较、反复，并说这是辩证法。他讲道，我们常常在思想方法上有片面性，而这六个字首先能解决片面性的问题。接着，他又对这六个字分三段做了解释。讲完后问我感觉如何。我说好，听起来挺新鲜，多交换、比较、反复是可以更全面了解事物的，也是能治治片面性的。他说，不仅是治治片面性的问题，它是一种思想方法上的规律。”
在以后的革命、建设、改革时期，陈云“十五字诀”思想逐步完善。他在不同的场合，从不同的角度多次阐述了“十五字诀”。
据初步统计，在《陈云文选》和《陈云年谱》中共有5处直接提及“十五字诀”的内容。
在与浙江省党政军负责同志谈话时，陈云自己解释这十五字诀：
不唯上，并不是上面的话不要听。不唯书，也不是说文件、书都不要读。只唯实，就是只有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地研究处理问题，这是最靠得住的。交换，就是互相交换意见。比方说看这个茶杯，你看这边有把没有花，他看那边有花没有把，两人各看到一面，都是片面的，如果互相交换一下意见，那么，对茶杯这个事物我们就会得到一个全面的符合实际的了解。过去我们犯过不少错误，究其原因，最重要的一点，就是看问题有片面性，把片面的实际当成了全面的实际。作为一个领导干部，经常注意同别人交换意见，尤其是多倾听反面的意见，只有好处，没有坏处。比较，就是上下、左右进行比较。……所有正确的结论，都是经过比较的。反复，就是决定问题不要太匆忙，要留一个反复考虑的时间。这也是毛主席的办法。他决定问题时，往往先放一放，比如放一个礼拜、两个礼拜，再反复考虑一下，听一听不同的意见。如果没有不同的意见，也要假设一个对立面。吸收正确的，驳倒错误的，使自己的意见更加完整。并且在实践过程中，还要继续修正。因为人们对事物的认识，往往不是一次就能完成的。这里所说的反复，不是反复无常、朝令夕改的意思。
这十五个字，前九个字是唯物论，后六个字是辩证法，总起来就是唯物辩证法。
“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交换、比较、反复”，说起来容易，真正做起来很难；做一时容易，做一世很难。陈云的伟大之处在于，他说了一辈子，也做了一辈子。
新中国成立初期，大规模经济建设开始后，由基本建设投资大增导致就业人数、社会工资量以及城市和工业对粮食的需求量都大大增加，而社会供给远不能满足需求。全国粮食严重紧缺，粮食的供求矛盾十分尖锐。党中央委托陈云解决这一复杂而棘手的突出难题。陈云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反复比较了又征又配、只配不征、只征不配、原封不动、临渴掘井、动员认购、合同预购、各行其是八种方案。最后得出结论：只能实行又征又配，在农村实行粮食征购，在城市实行粮食配售，其他办法都不可行。在此基础上形成了统购统销政策。
在“大跃进”中，钢产量的指标被一升再升，武昌会议和八届六中全会将1959年钢的生产计划定为1800万吨至2000万吨。当时，陈云由于在“反冒进”中被批评为“离右派只差50米远”，“大跃进”开始后又被视为“右倾保守”，处境已经很不好。但对这个指标，他仍多次提出不同意见，并建议不对外公布钢、煤、粮、棉四大指标。1959年，当毛泽东找他谈话时，他仍坚定地表示，当年的生产计划难以完成。在1959年三四月份召开的上海会议和八届七中全会上，把钢的指标确定为1800万吨。会后，陈云受毛泽东委托，经过深入的调查研究，提出钢的生产指标可以定为1300万吨，中央同意了这个意见，调整了年度钢铁生产计划。执行结果，当年实际生产钢1387万吨。陈云在极为困难和复杂的情况下，顶住压力坚持自己的意见，妥善处理这个棘手的问题，对稳定经济和市场起了重大作用。
三年经济困难时期，粮食定量不够。为了渡过严重困难，陈云提出分田到户的办法。他说，现在光靠行政上解决赶不上，要靠农村自己来解决这个困难，这是特殊情况下的特殊办法，但是要毛主席同意才可以实行。陈云马上从杭州坐车到北京，先向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反映，他们都表示同意。在路上，秘书提醒陈云说，现在的形势不宜于谈这个问题，是不是你再郑重考虑一下。邓力群也劝陈云，不要去向毛泽东讲这样的意见。晚年他回忆说：“陈云同志征求了三次意见，我劝了三次。最后一次，陈云同志说：’我担负全国经济工作的领导任务，要对党负责，对人民负责。此事提与不提，变与不变，关系到党的声誉，关系到人心向背。既然看准了，找到了办法，怎能延误时机。他说，我有不同意见，不能向毛主席隐瞒，应该向他如实汇报。他还是到毛主席那里谈了。”
1962年初，中共中央为了扭转“大跃进”和三年自然灾害造成的国民经济比例失调、农业减产、财政赤字、通货膨胀、商品紧缺等困难局面，动员全党清醒地认识形势，调整方针，在北京召开了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即七千人大会）。在讨论会议文件时，陈云对形势已经渡过“最困难的时期”的估计持有疑义，便未加附议。甚至当刘少奇、周恩来、朱德、林彪等几位党的副主席和邓小平讲话以后，毛泽东三次指名要他作大会发言，他都以调查研究尚未结束为由婉言谢绝。会后，邓颖超向周恩来问起此事，周恩来回答：“陈云同志对每一件事，没有调查清楚之前，从不轻易讲话的。如对人民公社化、大跃进、大炼钢铁等，没有讲过赞成的话。”
对于陈云一生践行“十五字诀”、实事求是的品格，原中央政治局常委宋平说：“他特别强调只唯实，只唯实就是唯物主义，所以他干什么事情，就是唯实。不管什么风、什么言论、什么舆论、书上怎么讲、上面怎么讲，他都要结合实际去理解。这是他最重要的品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