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2年，国统区贪官遍地，污吏如云。阜城县国民政府县长唐子声，前来上任，此人生食不果腹，衣不遮体，一时怨声载道，叫苦连天，背地里都骂他“唐老刮”。

这天，“唐老刮”端坐在一把虎皮椅上，跷着二郎腿，吸着一只水烟袋，细眯着一双绿豆眼吧嗒了几口，悠闲地吐了几个烟圈，斜了斜站在一旁的师爷，轻轻咳嗽了声说：“你也思谋思谋。”

师爷是个五十多岁的干瘦小老头，瞪着一双细长的小眼睛，撩了撩眼皮看了看唐子声，陷入了沉思之中。他想，地皮都快刮净了，事到如今，也唯有预征粮税一条路可走了，一旦遭受歉收，上边减免，就能捞笔大钱。再说财主们不纳粮的“黑地”也不少，只要找个借口验地契，谁也无话可说，一张契纸坐收银两，这是一笔可观的外快。这主意正中“唐老刮”下怀。

地里的谷子还扬着头，棒子未出怀，高粱闭着眼，唐子声就以国民县政府的名义发布了粮银预征令，布置了验地契。此令一下，可苦了百姓，一个个愁眉不展，叫苦连天。那些富户在暗中打起了小算盘，预征是“寅支卯粮”，新谷未收，须动仓廪，只能从佃户上搜刮了。万一“黑地”被查出，那就得年年纳粮，明抗是不行的，到头来吃大亏。

这年七月的一天，阜城县突然回来了一个人，此人大名孙振武，祖居王过庄，由于家贫，八岁出外打工，考进了天津第一师范。这个人可不简单，广交豪杰，出口成章，仗义执言，一身侠骨。人们不知道的是，他早在7年前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孙振武一来，就着手准备智斗“唐老刮”。他说服了富户，抓住他们想取消预征粮和验地契的心结，让他们为民请命，带头闹事。这一下，阜城县如同油锅里撒了一把盐，一下沸腾了起来。愤怒的农民在富户的带领下，浩浩荡荡地冲进县政府，那阵势，大鬼小鬼见了都怕。

唐子声立马慌了神，眼看到手的银子要泡汤，岂能善罢甘休，他故作镇静，装腔作势，恶狠狠地说：“谁敢抗皇粮国税，无法无天地胡闹，必将严加惩办，明正典刑。”

可百姓们不吃这一套，高举着拳头，大喊“取消预征令、反对验地契”。口号一阵响过一阵。

唐子声见恫吓无效，心里不住地打颤。但他毕竟是官场老手，眼珠一转又装出很为难的样子，两手一摊，假惺惺地说：“唉，我也不愿这么干啊，不过上头的命令鄙人怎么敢去硬顶硬抗，还望大家能谅解鄙人的苦衷。”哪知，百姓纷纷反驳他说，既是上头的指令，拿出凭证来，让我们看看。

唐子声闻听一愣，他知道上头发令必须得有公文，没有是交代不过去的。面对一个个怒目而视的百姓，他不由后退了几步，脸上冒出一层冷汗，顿时结巴起来：“凭证有，有。明天，明天我给你们去查一查，再请示请示上头……”

孙振武知道唐子声在拖延，更知道打虎要掏心，打龙要抽筋。他立刻组织人手连夜紧锣密鼓地行动，通过县政府的关系找出公文，终于在征收地银的“串票”（三联收据）上看到了唐子声所做的手脚。这串票是大头小尾，交户的联单上每亩地丁银三两五钱，可存根上只写了三两二钱，多征的三钱银子显然装入唐子声的腰包。而且验地契的纸也是伪造的，契纸是县里印的，盖的是县印，没有公文，就意味着省里不知道，验地费也全进了他的腰包。有了证据，不愁扳不倒“唐老刮”，这消息就像长了翅膀，一眨眼就传遍了全县的大街小巷。不论男女老少，都恨不得把“唐老刮”生吞活剥；就连一向捧“县太爷”臭脚的绅士们，知道遭到唐子声的暗算，也一个个气愤地捶胸大骂。这下唐子声可是泥菩萨过河自身难保了，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团团乱转。当绅士们领着愤怒的人群冲进县政府时，唐子声如同一条夹起尾巴的丧家狗躲藏了起来。

孙振武又亲自乘火车到天津照相馆，把大头小尾的票据和伪造的契纸拍成了照片。回来后就把唐子声“伪造证件、盗窃国课”的罪状起草好，一纸诉状告到了省政府。在确凿的证据面前，加上几位知名绅士出面，省政府不得不把唐子声罢了官。

唐子声被罢官后，企图携赃款溜之大吉。孙振武早就料到了他这一招，他带领众人将唐子声扣留了下来，让他把吃下去的肥肉通通吐出来。唐子声感到黔驴技穷了，但狡猾的他反诬百姓们“非法扣押国家官员”。“你现在已经不是什么国家官员了，谈不上扣押国家官员之说，你必须把吞下去的赃款退还给老百姓，否则你就休想离开这儿。”孙振武话一出口，唐子声顿时哑口无言。

这时的唐子声可成了孤家寡人，吃冰棍拉冰棍──没化（话）了。无奈只好托地方绅士和新上任的县长李国瑜出面，拿出五百银元的赃款，然后在一片叫骂声中灰溜溜地逃离了阜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