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庆四年（公元1799年）十二月，皇帝颁发上谕，“听说西山煤窑的窑主常诱拐良家子弟入窑，动辄打骂，死伤无数，到底怎么回事？”顺天府不敢怠慢，忙派人严密查访，按律治罪。严打之下，西山窑工的悲惨境遇才暂时有所改善。

皇帝的一时兴起或许能妥善处置个案，却难以根治全国煤窑的病灶。二十一年后，能吏徐寅第升任顺天西路同知时，西山有个门头沟，分布大小煤窑二百多所，京城所用之煤皆产于此。窑主依然延续骗人入窑的“传统”，将魔爪伸至数百里外。有些逃跑未遂的窑奴被活活打死，无人收敛的尸体胡乱堆在巨石下，待山洪大涨时，尸体就被冲入桑干河，从此泯灭无踪。

徐寅第奉旨前往后，采取了一系列惩办措施，乐观地认为“革除惨毒，煤丁欢呼”指日可待。然而积年惨毒哪有那么好除？直到民国，“黑窑”问题都没得到彻底解决，或禁而不止，或卷土重来。“黑窑”也不再仅限于北京西山，而是在湖南、河南、陕西、山西等地相继涌现，堪称“遍地开花”。

民国时期出版的《同官县（今陕西省铜川市）志》中记载了清代一则离奇的故事。当地煤矿产业发达，诱拐窑奴也成了心照不宣的“风俗”，不仅能省去应发的工钱，一旦窑奴死了，还能省去按例应赔的三十两银子。一天，有个道员出门私访，因身材健硕而在陈家河附近被窑主相中，惨入“黑窑”。他怒不可遏地宣称自己是朝廷命官，但窑主不信——就算信了也不敢放啊，那不是自投罗网吗？就这样，道员过了整整三年暗无天日的挖煤生涯，直到当地县令前来视察才得救。

光绪年间，山西汾州知府在给属下孝义县令的公文中，明确指出当地窑工的悲惨境遇，并提出五项整顿措施：不得私自拷打窑工，不得威逼关禁窑工，不得匿报矿难人命，不得豢养凶匪打手，不得肆意盘剥窑工。这位知府仁心可嘉，但其指令收效甚微，因为当时更多官员则是另一副面孔。

咸丰年间，同官县令在各大煤窑立下碑文，其中条款针对的却不是窑主，而是窑工。碑文称：窑工不得从窑主那里长期借钱不还，这其实是助长窑主克扣工钱的歪风；窑工如果捏造其被诱拐的经历将受严惩，这几乎堵死了受害窑奴的司法求助渠道；窑工如果冒领亲属尸体以讹诈赔款将被严查，这使窑主多了逃避事故责任的借口。这一法令不图保护弱势群体，却为强势群体张目，实属可恨。在窑主的重金贿赂下，官员早就没了原则和立场。

清代煤矿产业实行严格的“采煤执照”制度，这也成为各级官员捞钱的“良机”。乾隆年间，河南安阳有个叫艾学曾的煤商，为获取采煤执照，他先后分别送给两位亲王门下的太监一千五百两白银，又给候选县令送了两千两白银，大费周折地开办煤窑后，还要不断应付大小官员的各种检查，同样“上供”无数。有些官员嫌一笔一笔地收贿太麻烦，且易落人口实，干脆直接在煤窑中一毛不拔地“入股”分红，所占份额大得惊人。

受贿官员心甘情愿地成了窑主的保护伞，而窑主在这个过程中所受损失都要从窑工身上讨回，食物链底端的窑工有多惨可想而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