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是朱家自己人可靠

公元 1367 年，朱元璋自封为吴王。这年年底，他开始筹备建国大典，十二月二十四日这一天，他给渡江以来所生七子正式定名，分别取名朱标、朱樉、朱棡、朱棣、朱橚、朱桢、朱榑。

“先王封建所以庇民，周行之而久远，秦废之而速亡。汉、晋以来，莫不皆然。”朱元璋在封王诏中说。他在设计“封建制度”时，显然更欣赏周代的模式。朱元璋从既要“封”又要长久的目的出发，自然认为享祚八百年的周模式是最佳的。

实际上，朱元璋的认识非常狭隘，他没有看到，秦废分封，代表的是中央集权和君主独裁的大趋势，他本人既要不遗余力地收揽天下大权，同时又众建亲藩，授予王子们巨大的方镇之权，此举不啻南辕北辙，必然在朝廷与藩封间产生不可化解的矛盾。

亲王的封国，腹里要地（如开封、成都、兖州等）有一些，但主要集中在南北边疆，尤其是面临漠北军事威胁的万里北边。这些守边之王，统称为“塞王”。塞王们在各自的封国里，统领兵马，节制大将与文武守臣。朱元璋通过在沿边设立塞王，完成了边地统治体制的转型，将过去的“总兵守边”转变为“塞王守边”；在内地则择要地建藩，以为镇戍——与外姓臣子比起来，还是朱家自己人可靠哩！

然而，亲藩手握方镇大权，却必然削弱天子权威，形成尾大不掉之弊；朱元璋大封亲藩，将天下大权尽可能集中在朱氏一族之手，却也严重损害了大宗（嫡嗣）的权利，这与其强化皇权的努力简直背道而驰——他死了才一年，燕王朱棣就发动“靖难之役”，篡夺了大宗的继承权。

“铁帽子”的困境

明代的分封是这样的：皇子除一人为储嗣外，余封亲王（女为公主）。亲王之子，除一人为世子外，余封郡王。郡王之子，除一人袭王爵外，余皆授镇国将军，孙辅国将军，曾孙奉国将军，四世孙镇国中尉，五世孙辅国中尉，六世以下皆奉国中尉。

除了岁禄，宗人还享有冠带、养赡、婚丧、赐田、宅第工价等各种福利。朱家“之谊”，还滥及王亲，如王妃父与世子妃父都应授官，王妃与将军夫人的娘家，还可以得到差役的优免。不仅姓朱的不分男女白吃，就连朱家女婿，也吃一份禄米。

朱元璋让所有子孙都戴上“铁帽子”，白吃白占，世世无替，这真是一种极其自私的制度！朱家子孙岂不欢喜？

建文帝登基后，对宗藩多有限制，下令“亲王不得节制文武吏士”，王府官也不准兼任地方职务，从而斩断了亲藩干政的渠道；篡逆者朱棣登基后继续对之进行矫正。永乐以后最大的变化是，宗室失去了“事权”，但相应的经济待遇不变。从此大明的天潢贵胄们，“食禄而不治事”。

此外对宗藩还有其他禁令。如来朝有禁，出城有禁，入仕有禁，越关有禁，王亲有禁，以及宗室不得从事四民之业，婚丧名封必请于朝而后行，王府官不得外转等等，“法网之繁”，无以复加，都是在“优礼”宗室的同时，强加给他们的制度化约束。这些苛刻禁令，无论对广大宗室还是明代社会，均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它首先激化了朝廷与各地亲藩的矛盾，燕王一系本就是篡逆起家，他在掌握政权后，却一步步加紧对其他亲藩的迫害，这在道义上很难站住脚。嘉靖以前，多次发生亲王、郡王级别的宗室叛乱，特别是到了王朝中期的正德年间，宁夏、南昌两地相继发生大规模的亲藩叛乱，其中宁王宸濠之变尤为典型。

宸濠的多位祖先是皇权迫害的受害者。燕王朱棣起兵之初，设计挟持了十七弟宁王朱权，为笼络他，许诺事成后中分天下。可朱棣夺位后，朱权却遭到猜忌和监视，还被改封到南昌，被迫韬晦以避祸。朱权之孙朱奠培在位时，与朝廷及地方守臣发生了严重的冲突。从几代宁王与朝廷的恶劣关系来看，第四代宁王朱宸濠的反叛，倒不是太突然了。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宸濠之变何尝不是宗室对无情皇室的反抗呢！

虽然嘉靖以后，再没发生宗室反叛事件，然而庞大的宗室群体给国家带来的困惑与危机，却越来越严重。

由于朱家人生来就享有优厚的宗禄，各府大小宗人为了多求禄米，莫不广纳妾媵，广生子嗣，造成“天潢支派繁衍”，宗室人口剧烈增长，相较于国初，已“数百倍”。宗室众多，不敷供应。

明代中后期，财政危机严重，朝廷既无力保证宗人粮禄的供应，又绝其仕进之路，不准其自谋生路，导致大量“无名粮庶宗”衣食无着，落入饥寒交迫的地步。明代晚期，宗室犯罪现象日益严重。

宗室的覆灭

明代人对本朝宗室人数的估计，最大的数字是接近百万。根据隆庆、万历时期的奏议，约在三四万人，但这只包括男性“有名封”（有赐名与赐爵）宗室，数量相当的女性成员以及众多无名无封的底层宗人不含在内。以顾诚先生为代表的现代学者认为，明末宗室人口应有二十多万。

在数量上空前绝后的朱元璋后裔，构成了明代的宗室阶层，可宗室没有成为明王朝统治的基石和骨干，二百多年里，他们被排斥在社会政治生活之外，被当作政权稳固的潜在威胁，处处加以限制，同时他们又成为巨大的包袱，对明代社会的发展起到了极大的拖累作用。待到亡国时，覆巢之下无完卵，大明宗室们不得不与王朝一起承受覆亡的悲惨命运。

明末的反抗斗争，直接目标是皇权，可是“天高皇帝远”，而皇亲却近在身边。自然，“反皇帝”最直接地体现在诛杀宗室上。李自成攻下洛阳后，杀死崇祯帝的叔父福王朱常洵（最贵最近的亲藩），就具有强烈的象征意义。凡农民军所过之处，宗室往往成为泄愤的对象，大量宗人遇害。

但如果说明朝宗室由此“屠戮几尽”，则言过其实。在动乱中遭到残害的，多是中上层宗室（王、将军等），这些人名头大，祖遗家产丰厚，目标又显眼，当乱民起、乱兵来时，自然最容易受到攻击。可是明末宗室的主体成员，是广大下层宗人。他们生活条件很差，空守着天潢的名号，却与常人无异，他们不会成为“流贼”的杀戮目标。

清兵入关后，打着为明朝复仇的旗号，对其宗室的政策由杀戮改为“收养”，以收买人心。可随着清军向南用兵，在顺治三年到七年间，对前明宗室展开了残酷的屠杀。在严酷的环境下，许多朱姓人家被迫改姓逃亡。

明清易代之际，几十万朱氏子孙死亡流移，苦不堪言。

过去三百年，明朝宗室享有极高福利，却处处受监视，许多人甚至衣食不继，最后一哄而散。朱家子孙的命运，实为一曲备受压抑、不得伸张的悲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