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文帝刘恒是古代圣君的典范，似乎天生就是一位圣明、仁慈、自律的完美政治家。然而寻诸史籍，文帝形象并非后世所言的那般十全十美，他也会忧虑、害怕、不自信，乃至有些克制不住的私欲。只不过他从即位之初就戴上了厚厚的面具，把真实的自己隐藏了起来。那么，面具之后那位真实的刘恒又是什么模样？

汉孝惠帝刘盈死后，由于其子被认为是冒认的假儿子，身为刘邦诸子中最大的代王刘恒，突然被周勃、陈平等功臣拥立为新君。

刘恒七岁时就被分封出去，一直在太原安静地做代王，对长安并没有什么兴趣。这与其母薄氏有很大关联，薄氏一生没有大的追求，只愿陪着儿子平平安安在太原当王。薄氏谦退的态度，让母子二人逃过了吕后时代残酷的宫廷之灾，刘恒谦退的政治态度与这段经历不无关系。

所以当公元前180年京城使者前来请他当皇帝时，他第一反应不是兴奋，而是惊恐与怀疑。毕竟诸吕之乱刚刚平定，血腥厮杀过后，长安到底是什么样子？周勃、陈平这些老臣到底安的什么心？刘氏子孙又是什么态度？他一无所知，不敢贸然接受皇位。这时的刘恒，还是个普通人，所思所言所为都是本能反应。但也是从这时开始，刘恒的形象包装开始了，刘恒自觉或不自觉发生着变化，向后世史书上那个面目模糊的圣君形象靠近。

刘恒从太原出发，到达长安郊外，发生了一件颇有戏剧性的事。周勃、陈平等平乱功臣到渭桥迎接新君，太尉周勃突然到刘恒车驾前行大礼，请求借一步说话。周勃意图简单粗暴，要抢在众功臣之前把皇帝玺符送给刘恒，求一个头号拥立功臣的政治资格。刘恒当时年仅二十三岁，正是年少轻狂、容易热血上头的年纪。普通人在这个年纪遇到这种事，大概率会亲自下车扶起周太尉，热情地问候之、感谢之、询问之。

但他已非普通人。代王中尉宋昌当即阻拦，说：“所言公，公言之。所言私，王者不受私。”

作出准确反应的是宋昌而非刘恒，但在史书语境中，宋昌作为刘恒臣子，其反应自然是刘恒政治意志的延伸。宋昌反应得快，刘恒学得也快。周勃当众跪献天子玺符，刘恒有样学样地说：“至代邸而议之。”功臣们早已定调，还需要再说吗？但刘恒在众目睽睽之下，不进皇宫而要先进代王旧邸“商议”，众功臣只得面面相觑。

从不知所措到打太极，刘恒从这一刻起，正式进入皇帝状态了。

《史记·陈丞相世家》中记载过一件汉文帝与大臣召对的事。汉文帝问右丞相周勃：“天下一岁决狱如何？”周勃答：“不知。”又问：“天下一岁钱谷出入如何？”周勃又不知，惭愧得汗流浃背。

文帝又问左丞相陈平同样的问题，陈平应对得很巧妙，决狱是廷尉的职责，钱谷是治粟内史的职责，这些小事去问他们好了。丞相是辅佐天子管理大事的，管好众臣就行。文帝连连称善。周勃自此之后请辞右丞相，汉文帝允准。

这件事发生在汉文帝即位不久，表面上看是君臣之间抖机灵，大老粗周勃斗不过皇帝和陈平，弄得狼狈不堪。但背后大有文章。丞相不管具体事务，这是稍具政治常识的人都明白的。文帝以此拿捏周勃，背后有更深的目的。此事过后不久，文帝借口长安城中列侯太多，导致京师供应压力增大，暗示绛侯周勃带头离开京师，到自己的封地居住。离开京城，意味着远离最高权力，周勃一百个不愿意，但又无力反抗。

周勃回到绛县后，再次被打击，文帝将其下狱论罪，扣了一顶谋反的大帽子。周勃花了大钱疏通国舅薄昭，在薄太后面前求情才免罪出狱。当年那位统领百万大军、杀诸吕定社稷的周大将军，不由得哀叹今日才知狱吏之贵。

周勃真有反心吗？肯定没有。薄太后就质问过汉文帝，他要想谋反，当初做太尉时早反了，为何要等到现在。后世史家解读绛侯系狱，大多归因于周勃是汉初军功集团首脑，汉文帝打击他乃是消解功臣集团的影响力。

此说固然有理，但是打击功臣纵有千般理由，不至于对一个大老粗这样刻薄。文帝这样无情，大概是因周勃曾杀过汉惠帝刘盈的几个儿子。史学界对刘盈的几个儿子身份多有怀疑，真伪我们且不必论说。汉文帝为什么会对此事产生反应呢？不管二哥刘盈之子是真是假，周勃作为外臣，居然拥有裁定皇族血缘、身份的权力，这是绝对不能容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