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居易写过一首不太着名的诗：“赠君一法决狐疑，不用钻龟与祝蓍。试玉要烧三日满，辨材须待七年期。周公恐惧流言日，王莽谦恭未篡时。向使当初身便死，一生真伪复谁知？”唐诗以写景抒情取胜的多，极少有这种说理的，说理也不太受时人欢迎。不过白居易此诗确实道出了一个真理：人的一生品位如何，是需要进行全过程考察的，只看一半，容易得出错误的结论。

周作人在抗战时期出任伪职，人们讲到文人气节，总喜欢拿他做反面例子。然而，他的前半生也有令人称道的地方。李大钊被张作霖杀害后，日本人办的《顺天时报》登载了有关“李大钊身后萧条”的新闻，并配短评讥讽：“李大钊是一般人称之为学者的，他的道德如何姑且不论，能被人称为学者，那么他的文章和思想当然与庸俗不同……如今却做了主义的牺牲，绝命于绞首台上，还担了许多的罪名，有何值得……”

读到此文，周作人非常气愤，当即撰写《日本人的好意》一文反驳：“你看，这思想是何等荒谬，文章是何等不通……日本人轻视生死，而独来教诲中国人苟全性命，这不能不说其别有用心，显系一种奴化的宣传。”周作人的愤怒不是装出来的，只要考察他五四时代作品里所体现出来的反军阀混战、呼吁民族团结的立场，不难发现早期的周作人确实有一定的爱国心。

李叔同出生于天津的大盐商家庭，唱曲吟赋，偎红倚翠，不顾家，更不关心天下兴亡。

母亲逝世后，李叔同非常悲痛，东渡日本留学，在那里受到进步同学的影响，开始在学业方面上心，并萌生深深的家国情怀。留学归来，他先是进浙江两级师范学校教书，全心全意作育人材，颇受好评。后来，他出家做住持，也时刻不忘教导众僧爱国。1937年7月7日，大规模的全民抗日战争爆发。8月，李叔同在山东青岛湛山寺写了两个大字“殉教”，张贴于室内，并作题记：“曩居南闽净峰，不避乡匪之难；今居东齐湛山，复值倭寇之警。为护佛门而舍身命，大义所在，何可辞耶？”

1938年初，李叔同到泉州清尘堂开讲“华严大义”。一日，他在清尘堂斋堂用餐，本来吃得好好的，却突然放下碗筷，泪流满面。众僧不知所措，纷纷问他何故，李叔同解释：“吾人所食为中华之粟，所饮乃温陵之水。身为佛子，于此之时，不能共纾国难于万一，为我佛如来张点体面，自揣尚不如一只狗子！狗尚能为主守门，吾人一无所用，而犹腼颜受食，何能无愧于心？”李叔同言毕，一众弟子默然无声，只有泪水在眼眶里打转。与周作人不一样，李叔同的一生是在后半生显露出高洁的操守。

同是半生浑浊半生清澈，世人多高看李叔同，而瞧不起周作人。原因很简单：一个人年轻时犯点错误不要紧，年轻，便有时间改正错误，改正了，还可以做世人的榜样。而一个人年纪大了再犯错误就不太容易得到谅解了，在别人看来，一个人年轻时都能分清是非曲直，年纪大了为什么不能，唯一的解释是此人后来的灵魂被一时之利益收买了。

正常的社会永远有一种净化机制，它的要义之一是鼓励我们朝做好人的方向前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