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重身份

我的老家河北省廊坊市安次区灰城村，是冀中平原上一个仅有二十来户的小村子，离西北的北京城有140里，离东南的天津卫，也就九十多里地。村子南边，是永定河高高的套堤和渡口，往北12里，就是县城，南来北往的行人，常在村头路过。

我这么一说，你就明白了，灰城村虽小，地理位置却十分重要。“卢沟桥事变”后，京津之间成为日军重点控制的地区。

春夏之交的一天晚上，邻村的朱占魁来找我。在这一带，他拉起一支抗日队伍，后来当上八路军冀中十分区司令员。他找我有两个目的，领他去地主家要枪，并动员我参加抗日队伍。

我早就想投身革命，只是受到家庭牵累，父母年迈、儿女幼小。他说：“这样吧，你出来当共产党的村长，也当汪伪政权下的保长，这也是为抗日出力。”

就这样，我白天当保长，晚上当村长。这是抗日战争最艰苦的1944年，那一年，我36岁。

灰城村属安次县二区管辖，区委书记叫于善，我直接归他领导。他指示我，当保长是为了应付日本鬼子和“皇协军”，保护好老百姓的利益。

日伪军一进村，我就向他们报告“平安无事”。他们要粮食，我就说，地里荒了，打点粮食也叫八路军“抢”走了；他们要民工去挖警戒壕沟，我就说，村里壮劳力不好找，去几个老的弱的顶着吧。气得他们到处抓壮丁，我找邻村一个姓李的（他会说点日本话，跟伪军有点关系）去活动，把被抓的人保出来。我当保长是应付差事，当村长却是尽心尽力。

两项任务

我经常接到的任务是掩护八路军、游击队过沟。

日本人为了加强封锁，强迫中国人挖掘警戒沟，宽二丈、深一丈、长二三十里，沟里积水深浅不一。沿沟修建碉堡据点，咱灰城村附近就有一个，驻扎一小队日本兵，不远处还有一个排的“皇协军”。

我熟悉地形，领着咱们的人，迂回到据点之间水浅的地方过沟。有一次，我把八路军侦察小分队带到沟西十几里外的永清县界时，看到一位小战士滑倒在水中，空壳儿棉衣湿透了，冻得直发抖。我脱下棉袄，给小战士穿上。那时候，我年轻，即使遭点罪，挺一挺，也就过来了。

再一项任务，就是组织村民破坏敌人交通。

京津铁路是日军侵华的重要补给线，是八路军敌后破袭的重点。接到区里命令，我带着群众骨干，拿着镐头、铁锨、耙子等各式农具，在夜幕的掩护下，急行十余里，直奔落垡小站。

我们把一条条钢轨卸下来，全给掀到沟里。

堤北的灰城村，地势低洼，土质松软，不宜挖地道。遵照区里统一安排，晚上，我领人到堤南的朱村，就像电影《地道战》演的那样，隔上一二十米，就打一个竖井，再沿水平方向，分头开挖，直到贯通。

地道有一米多高，藏人的地方宽敞一些，户与户相通，村与村相连，在水井、坟地、炕洞等隐蔽处，留有出口。

敌军出来“扫荡”，武工队和老百姓就钻进地道，伺机打击敌人。地道里很潮湿，待的时间长了，身上长满虱子，艰苦的情况可想而知。

有一次，二区、三区干部在朱村开会，被敌人发现，武工队员们迅速钻进地道里。

在一个姓马的地主指点下，敌人找到地道的一个出口。他们不敢下入地道，就把一头身上绑着毒气罐的小猪放进去。小猪到处乱窜，把毒气带进地道深处。武工队同志不明敌情，有七人被熏倒致死。后来，我们吸取教训，在地道中设计了防毒、防烟、防水、防渗入的装置。

1945年8月，我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白脸红脸

日本战败投降后，安次县成了国共激烈争夺的地区。我们在灰城村外秘密挖大地堡、建隐蔽洞。

一天下午，国民党新兵团一部包围灰城村，一个当官模样的人，用手枪顶着我的脑袋问：“你是干什么的？”我说：“我是这个村的老百姓。”

他又问：“这个地堡是不是你挖的？干什么用？”我说，是我领人挖的，现在兵荒马乱的，老百姓遇上打仗，没地方跑，就到这里躲一躲。

这时，几个家伙用枪托往我腰上、腿上一阵乱戳：“你小子不老实，你是不是共产党？”那时，除了入党介绍人，只有区委书记、区长知道我的真实身份，只要不露破绽，这帮蒋军拿我没办法。

我忍住疼痛，反问他们：“以前，我当过保长，你看共产党会要我吗？”这样一说，还真管用，他们不得不放了我，集合队伍离去了。

当天晚上，区委书记于善、区长赵荣等人闻讯赶来。听到我的汇报，于善对我说：“你被敌人怀疑上了，今晚就跟我们走。”

这是1947年7月上旬的一天。为了保护我和家属，区领导故意在街上布满区中队武装便衣，以“有通敌嫌疑”的“罪名”，把我五花大绑起来。我老婆边哭边拦着，不让我被带走，这是佯装给村里人看的。

邻居们为我求情，说：“他可是个好人哪，怎么能勾结国民党？”区中队同志也不搭话，“啪啪”往天上打了两枪，急忙把我带到村外。

就这样，我被组织送到白洋淀里的冀中十分区党校学习，一个月后，被分配到安次县二区当财粮助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