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宏杰对曾国藩很有研究，写了许多的专着，他把曾国藩归入了“非典型性清官”的行列：骨子里清廉刻苦，表面上和光同尘。

曾国藩律己甚严，又深谙为官之道，信奉和光同尘，坚守和而不同、周而不比。在与同僚的相处中既不特立独行、孤芳自赏，又能最大限度包容别人、赢得支持。过去地方官到北京办事，离开北京的时候，要送给他认识的官员一笔钱，俗称“别敬”。曾国藩离开北京，也不免俗，前前后后送出一万多两白银的别敬银。

何以如此？因为曾国藩的志向不是做“清官”，而是做大事。做大事离不开帮衬，离不开必要的交往。

曾国藩为人低调简朴，即使当上了两江总督，官至一品，位极人臣之时，依然严格自律。据曾国藩的幕僚赵烈文在日记中记载，他第一次见到曾国藩，“所衣不过练帛，冠靴敝旧”。在南京城的两江总督府内，每到晚上点起油灯，油灯一边是他的夫人率领儿媳女儿做鞋，一边是曾国藩在那儿批阅公文，成为一幅中国历史，也收礼，但有规矩，有底线，只是象征性地收，收的是情谊。咸丰十一年，湘军名将鲍超来到安庆，带了十六车的礼物给曾国藩过生日。曾国藩在日记中记载：“鲍春霆来，带礼物十六包，以余生日也。多珍贵之件，将受小帽一顶，余则全璧耳。”面对“多珍贵之件”的十六车礼物，曾国藩只是挑一顶最不起眼的小花帽收下了，既没有拂了朋友的热忱之谊，也成全了自己的清白之誉。

写过《西学东渐记》的容闳是晚清中西文化，在洋务运动中起到了很大的作用。曾国藩在同治四年的时候给了他六万八千两白银，让他到美国去采购机器，回国建立工厂、兴办企业。这是一个肥缺，按照官场惯例，容闳回来之后要到曾国藩家拜访，送一点儿礼物。容闳到曾国藩家，曾国藩正好出差在外，曾国藩得知情况后写信给他儿子曾纪泽：“容闳所送等件如在二十金以内，即可收留，多则璧还为是。”

曾国藩不仅在钱财上拿捏得好，在处理复杂人际关系非常信任的大臣，咸丰死前托孤，八位顾命大臣之中，肃顺居首。肃顺对曾国藩极为器重，力排众议支持曾国藩的湘军，让曾国藩在围剿太平军中屡立战功。咸丰十年，在肃顺的鼎力支持下，曾国藩终于登上两江总督的宝座。咸丰去世后两个月，慈禧太后和恭亲王的弟弟发动政变，肃顺被诛。肃顺是曾国藩仕途上的恩人，是曾国藩可以倚重的“朝中人”，曾国藩与其之间，除了公事，不言私恩。这也正是曾国藩的过人之处：群而不党，与人交往坚守原则底线，公私之间泾渭分明，不越雷池半步。

置身官场，交往是必须的，但是要坚守尺度，说到底，就是两个字：亲、清。只有亲，才能如鱼得水，赢得人心；只有清，才能身无挂碍，直道而行。置身官场，必须时刻保持清醒头脑，坚守为人为官的节操，有圆融，有原则，既不我行我素，也不同流合污，如此方能在复杂的环境中成就一番事业，保守一生名节。曾国藩坚守交往的尺度为我们做出了榜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