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生活圈子里，成功者较多。这当然和我个人的高学历教育背景有关系。最近渐渐发现，这些朋友中的中国人，虽然大多和我一样是博士，但居住在美国的和居住在中国的在业余习好上越来越不相同。

　　有位在北大当教授的朋友，可以说在本领域是顶尖了。最近电话交流，他抱怨自己年纪大了（其实比我还小两岁），身体越来越不好。他把一切归结于中国成功者典型的生活习惯：应酬多，大场合多，一席一席地吃，一杯一杯地喝，出行足不沾地，总坐在车里……我接触的国内同类型的朋友，大致也都如此。

　　另外一个在美国的朋友，最近则刚刚完成一次长距离自行车比赛，距离超过200多公里，在夏日里奋斗10个小时以上。我听罢吃惊不小，过去可从来没有听说她有体育的嗜好，如今怎么变得这么“极端”？

　　这一切大概都是入乡随俗。她在大科技公司工作，同事平时就不停地互相比长跑、长距离自行车。她丈夫也搞高科技，最近也迷上了自行车，约我出去骑40公里。我一直算是长跑好手，自信不会输给他，但结果是大败而归。心里不服气，现在开始用室内自行车进行训练，并打算冲击铁人三项，破3小时的纪录。

　　那天刚在健身房苦练完，一素不相识的中年男子友好地打招呼，并问起我的里程、时间、进步速度。讨教之下才知道，人家曾经创下一天骑350英里（560多公里）的世界纪录，后因为把膝盖练坏了，被迫中断训练，正准备卷土重来……

　　这就是我的生活氛围。我工作和生活的波士顿地区，和斯德哥尔摩、赫尔辛基、阿姆斯特丹、旧金山等等，被《经济学人》列为当今世界的“精英城市”。

　　所谓“精英”，一是高科技集中，一是文化前卫。两者的相关性甚强。所谓“文化前卫”，就包括在新经济竞争中的成功者特别喜欢从事极端体育。比如，不久前《纽约时报》登了篇长文，是一位当父亲的为了和子女一起参加铁人三项，从头开始练游泳。这对50多岁的人确实是很大的挑战。他讲述自己如何在水中挣扎时想起了肖邦的音乐，如何把自己当年的钢琴训练和游泳触类旁通。

　　《华尔街日报》则刊登一篇文章讲如何进行长距离蝶泳竞争的经验。最近则再发一篇文章，介绍一法学院出身的41岁的女士，拥有两家公司，但热衷于超长距离的铁人三项、山地自行车赛（一天160多公里）。她早晨从6点开始，趁8岁的儿子还在睡觉时训练90分钟，有时则要训练两个小时，而且忙里偷闲地每周两次在晚间插半个小时的训练课。她的山地车7000美元，公路赛车4000美元，自行车鞋200美元，头盔200美元，全不是普通百姓能消费得起。但是，她消费和生活的方式，和中国的精英大异其趣。

　　为什么会如此？以我的观察，美国的新经济技术含量高、竞争性强，需要年轻人的精力和开创性。我在《培养精英》一书中曾介绍过，在硅谷，极端体育是一大时尚。一位早晨4点起床苦练长距离游泳的女士讲，在这里，40多岁就显得老了。所以，过了40的人，要不停地证明自己。你在马拉松式的竞争中击败了20多岁的毛小子，别人就对你另眼相看了。总之，成功意味着奋斗，意味着“过程”。你的整个生活格调，都应该体现出你走在这种奋斗过程中。这才叫“酷”。

　　在中国则是另外一回事，成功意味着摘取“果实”、坐享其成，成功者仿佛都进入了既得利益集团。所以，成功者的文化，以享受为上。比如到宴会上“吃香的喝辣的”，去捏捏脚，或者打打不需要太大体力的高尔夫，觉得自己很“上流”。一些豪华的会议往往提供这种服务。骑车反而成了很土的生活方式。白领早衰，居然成了个社会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