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子．滕文公下》：“孟子曰：‘于齐国之士，吾必以仲子为巨擘焉。虽然，仲子恶能廉！充仲子之操，则蚓而后可者也。夫蚓，上食槁壤，下饮黄泉。仲子所居之室，伯夷之所筑与？抑亦盗跖之所筑与？所食之粟，伯夷之所树与？抑亦盗跖之所树与？是未可知也。’”孟子认为，陈仲子的为人，在齐国人士中是首屈一指的。但是，孟子同时也指出，陈仲子所表现的廉洁，是机械的死板的脱离生活实际的，因此也是不足取的。陈仲子的清高极致，往往陷于消极孤立，对于世人无所裨益。如果把守廉机械地理解为无求于人，譬如衣食住行，凡是任为与不合礼义的人有关，便不能吃穿使用，这只有成为蚯蚓才可能做到。就以陈仲子的居室和所吃的粮食来说，怎么可能知道它是像伯夷那样的贤人所建造所生产的呢，还是像盗跖那样的强暴之人所建造所生产的呢？结果只能是，要坚持清高，只有不居不食。而事实上，这是不可能做到的。后因以“伯夷筑室”用为追慕廉洁高尚的典故。宋．陆游《剑南诗稿》卷十七《感兴》诗：“筑室真须待伯夷，起坟仍合近要离（《后汉书．梁鸿传》：“及卒，伯通等为求葬地于要离冢旁，咸曰：要离烈士，而伯鸾清高，可令相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