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庄子．应帝王》：“蒲衣子曰：‘而乃今知之乎（蒲衣子，尧时的贤人，王倪之师。而，汝，指向他发问的齧缺）？有虞氏不及泰氏（有虞氏，舜；泰氏，伏羲氏）。有虞氏，其犹藏仁以要人；亦得人矣，而未始出于非人。泰氏，其卧徐徐，其觉于于（于于，自得的样子）；一以己为马，一以己为牛；其知情信，其德甚真，而未始入于非人。’”这段话是庄周借蒲衣子之口，表达对三王之世和五帝之世帝王之道优劣品评之言。具体解释如下：一个叫齧缺的人，去问王倪什么是帝王之道，王以“不知”作答。留缺得此以为妙旨，于是高兴地去告诉蒲衣子，并倾听师道的高见。蒲衣子认为：三皇之世，风俗淳和，统治者不需动智，则可达到无为而治；五帝之世，民风浇竟，统治者需要运智方可达到治的目的。不言自化，无为而治高于德政教化，故说“有虞氏不及泰氏”。按照常理，人以其所好为“是”，以其所恶为“非”。因此，“是人”指以人为是，“非人”指以人为非。故有是非的境界，是属于“有为而治”，而不是属于无得无失，无是无非，无可无不可，那样一种无为而治，自然之治的理想世界。因此，舜治天下，虽内怀仁义之心，以自己奉行的道德，去争取教育众庶；但这种作法，既以一定的是非道德作标准，这当然属于“有为而治”。伏羲氏时情况则不同，此时民性率真，统治者不需以自己的是非道德标准去约束众庶，就可垂拱而治，这就超出了动心智以治民，达到了不入是非的理想境界。在这种理想境界中，人们的智能能够任率自得，情感因此无需矫饰。这种不受任何一定道德标准约束的抽象道德，是最纯真的。显然，庄周所主张的是一种鼓吹无为而治，恢复原始社会状态的乌托邦消极思想。所谓“以己为马”云云，便是这种乌托邦理想中，忘情于物与我的自在精神状态。后因用为咏忘物与我，一切都无区别的精神思想状态之典。宋．辛弃疾《卜算子．用庄语》词：“一以我为牛，一以我为马。人之与名受不辞，善学庄周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