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君王死社稷，天子守国门，不和亲，不纳贡，不称臣，不割地”是当代互联网对明朝十六帝二百七十六年国运的一个总体评价，相对于清末统治阶层为了保护自己的身家性命和集团利益，从而作出的种种“卖国”行径，明朝的这种骨气显然更讨人喜欢。

但是作为一个最容易被涂抹的事物，历史从来只给你看最好的一面。明朝自成祖迁都北京以来，两次遭受灭国之灾，誓死不南迁，第一次扛住了，第二次却落得身死国灭，看似毫不相关，却紧紧联系。那为何从周朝开始，历代王朝为了保存实力都愿意南迁，这招唯独在明朝行不通呢？这正是我们今天的话题，明朝南迁之谜。

明朝的第一次亡国危机出现在公元1449年，该年六月，瓦剌太师也先率领四路大军南下侵扰，明英宗朱祁镇率领大军亲征，却不想一战即败，不仅兵部尚书邝埜、户部尚书王佐等66位大臣战死，甚至连朱祁镇自己也被瓦剌活捉，史称“土木堡之变”。但是事情并没有就这样结束，到了八月，也先裹挟朱祁镇等一干俘虏，率领瓦剌大军再度向北京逼近，明面上说是要送明英宗回国，而实际上则是趁机攻取北京。

“土木堡之变”以及瓦剌大军再次南下的消息传入京城，举朝哗然，明朝人自成祖“五征漠北”后，这是第一次体悟“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的恐惧，也是第一次觉得“天真的要塌了”。京城的达官贵人们纷纷南逃，有带着全家老小的，也有带着巨额财富的。

当然了，虽然大家都知道京城可能保不住了，却从没有人会认为明朝会灭亡。毕竟此时整个黄河以南大片土地都还牢牢掌控在朱明皇室手中，在长江以南，更是国泰民安，歌舞升平，加上南京一直都是明朝中枢的留都，所以此时翰林院侍讲徐珵结合天象，建议迁都南京，以避兵刃，再图山河，并得到部分大臣的支持。

但是很显然，自古懦夫都是要遭到世人谴责的，虽然太祖、成祖给自己的后代留了一个避难的“留都”，可此时明朝士大夫以程朱理学为主的新儒学理念深入，他们从小就被教育“宁可站着死，也不跪着生”，新任兵部尚书于谦更是怒斥：“言南迁者，可斩也！”

礼部尚书胡濙、户部尚书陈偱等六部重臣随即附和，其中更得保守派孙太后支持，其余大臣哪还敢再多说，只能固守北京，迎接这辈子最大的一次“豪赌”。

当然，答案我们都知道，最后是有惊无险，明朝赌赢了，瓦剌大败，也先不得不遣派使者进贡议和，并归还明英宗朱祁镇，史称“京师防卫战”。

“京师防卫战”把主战派代表于谦推向了荣誉和历史道德的制高点，战后形成的“于党”更是对其马首是瞻，甚至朝廷所有官员的升迁都由于谦决断，反之如徐珵等建议南迁的官员则被内廷讪笑，升迁无望。

后来，徐珵拉下脸去求于谦的门生，于谦见其确有能力后向景泰帝举荐，则落得一句：“此议南迁徐珵邪？为人倾危，将坏诸生心术。”

是的，不管徐珵提议南迁是忠于朝廷，还是由于私心，在当时的情况下，他已经被人绑在道德制高点鞭打了，于是只能改名“徐有贞”。徐有贞或许不知道，虽然这个时候提议南迁自己被耻笑，但是在100多年后，因为没有南迁，直接导致了明朝的灭亡。

通过一些历史资料的反映，我们一直觉得崇祯虽然为帝不行，但是在个人品德上，以身殉国的态度一直都是历代君王道德典范，所以那句“朕非亡国之君，诸臣皆亡国之臣也”才会得到那么多人的认同，但实际上，他就是个懦弱的亡国之君。

早在崇祯十六年，清军由墙子岭入关，数月间把蓟州、真定、河间、海州（连云港）等地掠夺一空，次年再次北归震动京师的时候，崇祯就召集内阁首辅周延儒，并同其商量南迁之事，并命令他不要将此事泄露出去。

这虽然是崇祯第二次召见大臣言明南迁，但实际上在后宫中，南迁的事早就已经被分成两派争论不休了。其中支持南迁的是崇祯的周皇后，她曾数次向崇祯提及南迁，另一派就是以天启懿安皇后张氏为首的旧派，以祖宗家法为令，严正抗拒南迁。

当然，此时大明还没到山穷水尽的时候。况且崇祯能够继任帝位，张皇后居功甚伟，以致其极其尊重这个皇嫂，张氏曾反问崇祯，“祖宗宗室在此，迁安往？”问得崇祯哑口无言，他也就打消了南迁的念头。

然而谁都没有料到，形势急转直下。到1644年正月，明朝内线主力军孙传庭部全军覆没，李自成在西安称帝，国号大顺，东渡入晋，剑指京师，一片坦途；而明朝的外线，蓟辽总督洪承畴松山兵溃被俘，全辽防线全线崩溃，只剩吴三桂孤守山海关，后金对整个明朝志在必得。自此，崇祯不仅“中兴美梦”成为泡影，京师能不能保住都成了问号。

对的，即使此时也没人认为明朝会亡，吴三桂的关宁铁骑困后金于关外问题不大，张献忠势力在川，而李自成要华北让给他就让给他，只要崇祯帝南迁到留都南京，那么整个大明至少血脉可保，固守江南完全不成问题。

于是整个朝廷又为南迁起了争执，崇祯十七年二月二十八日的文华殿上，李明睿主张“圣驾南巡，征兵亲讨”，李邦华则提议“（太子）监抚南京，臣等辅（崇祯）帝坚守”，不过不管是崇祯亲自退守南京，还是让太子去南京，都算是“南迁”一种方式。

但是正如“京师防卫战”中的徐有贞，在明朝，提南迁不仅会伤害到守旧派诸如张皇后等皇亲国戚、大臣的利益，更会受到新儒学下制高道德的谴责。以给事中光时亨为主的一众大臣坚持拒绝南迁，各个都想效仿大英雄于谦。

实际上，当时满朝上下都明白这个道理，能够坐在堂上的没一个人不是人老成精。支持南迁与否，自古从来谈不上谁忠谁逆，不过是大贵族的利益取舍罢了。崇祯自然也明白这个道理，所以早在后金攻下沈阳时，他就秘密派人接触后金进行和谈，不想消息外泄，崇祯面子挂不住只能作罢。后来李自成西安称帝，又进行了一次和谈，最终还是无法妥协。但是作为一国之君，这个决定终归还是要崇祯下的。

结局我们都知道，光时亨没有成为于谦，崇祯也没有成为景泰帝，在当日朝议的文华殿上，崇祯最后丢下一句：“国君死社稷，古今之正。”以表其朱明骨气，最后北京城破，吊死在煤山上，成为后世帝王楷模。

等等，崇祯怕死吗？他怕。实际上那句“朕非亡国之君，诸臣皆亡国之臣也”，骂的就是拒绝南迁的大臣，所以他言下之意并不是臣子没能力，而是他们拒绝南迁以致亡国。等到大顺军兵临城下的时候，崇祯还召见巩永固想要南迁，结果巩永固直接回复“人心已去”。于是不死心的崇祯乔装打扮想混在太监堆里溜出京城，没想却失败了，最终走投无路才去了煤山上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