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纪初的琉球海面暗流汹涌。刚刚承继大清帝国大统不久的新皇帝的雷霆手段，让他很快在沿海区域树立起了威权。
先是将浙江巡抚福松调整，改由自己亲信的觉罗吉庆担任，再是给予福州将军更大的海上事务权限，让福州将军魁伦同时署理闽浙总督。他调看了太上皇数十上百件关于海上事务的朱批，多为免除琉球船只税务及给予琉球灾民风灾抚恤等事务，太上皇依例批示“知道了”。照理这些事务当属难免，也是帝国恩遇之必须，但嘉庆对海上洋盗及匪贼蜂起的情形其实早有耳闻，闽浙地方官或许早已经谙熟了对太上皇“报喜不报忧”的心态，数十年间从未有一纸奏闻，而精明的太上皇也继续心安理得地做他的太平天子。从两江而至琉球海域，多年来的风平浪静，让举国上下处在一种幻境之中。
年轻气盛的嘉庆皇帝知道，是到了需要戳破这个幻境，理性面对的时候了。
1796年的正月刚过，他就给觉罗吉庆和魁伦下了一道密旨，缉拿为患海上多时的盗首林发枝及王流盖等众。此两盗首海上作乱多年，抢掠官米，劫夺炮位，甚至登岸拒捕，十分猖獗。多年经营，势力日盛，当然危害也日大，不趁早缉拿，恐将为患海疆。
觉罗吉庆和魁伦遵旨即办，以极高的效率和雷霆的手段，严令舟师加强侦探，对其他盗贼也形成了强大的震慑作用。
《清实录·嘉庆朝实录卷五》记录了嘉庆对这次缉盗相关人员恩赏的手谕：“獭窟舵着赏给守备职衔，并赏戴蓝翎，仍赏大缎二匹，用示奖励。”至摺内所称“该匪等请出洋缉捕”，现在择其强壮勇往者，令跟随官兵缉捕，此或一法。但宜倍加慎重，不可稍存大意。
用盗缉盗，这是嘉庆首捷之后采取的办法。但很明显，他对这个险招还是拿不准。在给魁伦等人的手谕中，他又说：
“（獭窟舵）如能将林发枝擒获献功，固当格外优赏……将来捕盗事竣，此等投出之人，岂能日久官为廪给，或令其散归本籍，各谋生业，或令其当兵，以免伊等乏食，又致故智复萌。总之宜散不宜聚，方为妥善。”
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嘉庆的海上缉盗就此全面展开。不独琉球海峡，广大的两江区域、宁台洋面一带也陆续展开全面缉盗。嘉庆元年2月，魁伦奏报，在宁台洋面叠次拿获匪船，并生擒盗匪。魁伦力举守备蔡得耀、千总常遇恩此次拿获洋匪甚属奋勇，应出缺升用。嘉庆龙颜大悦，在魁伦的奏章边朱批：“此二人可嘉之至，另有旨。”
至当年9月间，海盗陈亚添、黄冠右、谢亚三及一众洋盗俱各缉拿归案或伏法。11月，洋盗梁得光率众投首，呈缴器械及其船只。据浙江巡抚玉德所奏，梁得光此次伙同25名同伙投首，送回11名被掳难民、大小炮5门、刀枪等器械29件、火药一匣、铅子十八夹及盗船一只。从规模上看，当属小规模海盗，和首缉的王流盖及投首的獭窟舵的规模自是不可同日而语，这也说明一年来的嘉庆海上缉盗已经颇有成效。
嘉庆二年初，捷报陆续传来，海盗谢郁洪拿获；1月24日，拿获积年着名盗首大辫贵；28日，海盗谢玉祥被拿获；7月，着名盗首林发枝（后改李发枝）因围剿严密、势已穷蹙而带领盗伙130余人投首。对于李发枝这个海盗首恶的处置，魁伦在他长达6页的奏折中表明“臣实未敢擅便”，只“不露声色当堂赏给李发枝银牌衣帽并赏给外委顶戴，以示不疑，并安众心，暂时留于闽省，伏候谕旨遵行。”
对李发枝的处理，颇见嘉庆的手腕和智慧。或许随着亲政日期的临近，他最大的政治压力已经转移，对海上缉盗事务的关心已大不如前。另一方面，经由两年时间的大力缉捕，海上渐归平静。因此，怀柔政策是他最好选择。嘉庆二年7月23日，嘉庆颁布谕旨：“赏投首洋匪林发枝七品衔来京安置，伙盗分别安插如例。”林发枝（即李发枝）也从此洗心革面，报效朝廷，并屡立新功，后升至千总（正六品），比投首后嘉庆赏赐的从七品衔上升了一级，从海盗而成为帝国武官，人生从此改变方向。
但明面上的海上缉盗大业还是要继续。随后，嘉庆又给魁伦下了一道谕旨：“闽省洋面，自李发枝投首后，较前已渐宁戢；着传谕魁伦，仍督饬在洋巡缉各镇将严密缉捕，以靖海疆，不可日久生解。”
至嘉庆五年，除洋盗蔡牵与嘉义县洪四老联合继续作乱之外，海上逐渐平静。靖海得力干臣魁伦丁忧，新的闽浙总督玉德和浙江巡抚阮元等负责海上缉盗事务大臣，看上去不如他们的前任那样，要顶着巨大的压力缉拿海盗。然而，新的乱象又在海上出现。嘉庆六年十一月发生在海上的一桩命案，还是让举国上下颇为震惊。
嘉庆六年正月初八，年还没有过完，上海某商船遭遇台风，漂至琉球地方。该船水手程朝中多次上岸，骚扰调戏妇女，受到同船伙伴的阻挠和训斥，程朝中同伙报官，又担心他们返乡后向船主举报，遂生灭口之念，于二月初九夜将同船水手秦效山、陆信达、周寅、高正元四人用斧头砍死，被人发现后，程朝中又将曹鹤林、张发林、秦魁、张增四人押在头舱，砍破船底，意图溺毙众人。幸得另一船员黄发林负伤挑落舢舨小船登岸呼救，四人才得活命。由于性质恶劣，影响甚坏，程朝中被凌迟。
嘉庆后期，直至道光年间，清朝的海上匪盗已基本被肃清，帝国面对来自海上的压力，已从盗匪的海上劫掠作乱，变成了列强的海上拓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