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30年代。

一

1928年1月，郭大力由上海抵达杭州。正值寒冬，西子湖畔游人十分稀少。在寂静的岸边，他匆匆地走着，并陷入沉思之中。

数月前，郭大力在上海大夏大学哲学系毕业，到当地一所中学执教，谁知好景不长，快放寒假时莫名其妙被解聘。他原欲返赣南去探望年迈的父母，却无旅资，不得不暂时打消回乡念头。他想清静地读书，听同学说杭州的大佛寺是个好去处，就乘火车来了。他从靠近断桥的一处石阶拾级而上，步行不到两分钟，便看见隐匿于宝石山南麓的年久失修的大佛寺。因曾逢战乱，大佛寺内僧人零落，香火萧条；寺院四周仍古木参天，曲径通幽，这里显然是个适合读书的地方。

此刻，一位留守的老僧踱过来，见郭大力站立许久，便双手合十问道：“施主来自何方？”

郭大力说：“我从上海过来。想在这里借住一些日子，静心读书，不知可否？”

老僧点了头：“还有一间僧舍空着，施主可随老衲过去。”

穿过破败的长廊，来到一间僧舍门前，郭大力往里一瞧：板壁漏风，半扇窗也掉了。他略作思忖，决定住下，遂将口袋里仅有的一点钱交给老僧：“我不能白住。钱虽很少，却是心意。”

老僧再次双手合十，口中连声念着：“阿弥陀佛……”

郭大力用报纸糊住板壁裂缝，找来旧木板遮住半个空窗框，安顿好了一切。他曾在上海书摊买到一本英文版《资本论》，落脚后便埋头研读。

《资本论》在世界经济学说史、哲学史和社会着作全部翻译出版，很早即为中国革命先驱的热切期望，进步知识分子也做过努力。1912年10月，孙中山在上海中国社会党总部发表题为《社会主义之发生与派别》的演讲，高度评价马克思写作《资本论》的贡献，他指出：“有德国麦克司（按即马克思）所出，苦心孤诣，研究资本问题，垂三十年之久，着为《资本论》一书，发阐真理，不遗余力，而无条理之学说，遂成为有统系之学理。”他还乐观地预言：“实行社会主义之日，即我民幼有所教，老有所养，分业操作，各得其所。”1920年9月，上海新青年社出版李汉俊翻译、德国马尔西原着的《马格斯<资本论>入门》。1922年6月，建党初期的人民出版社在上海出版李汉俊翻译的《<资本论>第一卷第一版序言》，其中介绍了《资本论》研究的内容、方法等。1924年秋，郭沫若从日本归国，打算花五年时间翻译《资本论》，“觉得如果能为译完《资本论》而死，要算一种光荣的死”；然而，因《资本论》篇幅浩瀚，在白色恐怖之下出版商怕承担风险，他多年未能如愿。在大佛寺的青油灯下，郭大力捧着《资本论》越读越爱不释手，便摊开稿纸写下“资本论”三字，下决心要进行翻译，以使更多人沐浴真理之光。

这天中午，大佛寺又来了一个学生模样的男子。“相逢何必曾相识”，郭大力在寺院邂逅此人，便寒暄起来。原来，来者名叫王亚南，系湖北人，在武昌中华大学教育系毕业后谋职未成，投身北伐军做政治教员，孰料蒋介石、汪精卫很快公开背叛革命，他愤然辞职抵达上海，因工作难觅，便来杭州欲创作小说挣稿费维持生计。共同的遭遇使两位萍水相逢的青年一见如故，因寺内已无空房，郭大力诚邀王亚南同住一室。经过几次促膝长谈，彼此志趣相投，成为好友。

有一次，两人一起散步，观赏湖光山色。王亚南边走边说：“我正在思考，如何知晓变革社会的救国之道。”

郭大力接过话题：“我正在研读马克思的《资本论》。这部巨着以唯物史观的基本思想作为指导，通过深刻分析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揭示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的规律，并使唯物史观得到科学验证和进一步丰富发展。它跨越了经济、政治、哲学等多个领域，是全世界无产阶级运动的思想指导。”

王亚南竖起大拇指：“此乃博大精深的马克思主义百科全书！”

郭大力提出：“我们合作，将《资本论》全部翻译成中文。怎样？”

王亚南立即表示：“好，我完全同意！”

于是，两人回僧舍坐下，拟好了翻译《资本论》的合作计划。他们虽才华横溢，但鉴于要准确翻译这部伟大着作，必须有厚实的经济学理论修养和渊博的学识积累，就约定：先打学术基础，再联手选译西方的经济学名着练笔，然后正式开始翻译《资本论》。

不久，郭大力和王亚南都离开大佛寺。郭大力回到上海，由同学介绍到上海大夏大学附中当老师；王亚南则在友人帮助下东渡日本，攻读政治经济学。两人为了完成合作计划，分头认真做翻译《资本论》的准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