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甲骨文中，“武”字由“戈”和“止”（趾）两部分组成，意思是步行作战。在东周时代，“武”却被解读成了“止戈为武”。暴力攻击的原始字义，一变而成为代表文明的贵族传统，即对暴力的限制，才是真正的勇者所应秉承的德行。

经历过这种军事贵族的文化熏陶之后，春秋时代对战争的理解与从前已经有很大的不同。

作为世代贵族，宋襄公希望通过仁义征伐，成为“九合诸侯，一匡天下”的中原霸主，正如孟子所设想的：“以力服人者，非心服也，力不瞻也。以德服人者，中心悦而诚服也。”

在泓之战中，宋襄公的“仁义之师”恪守上古军礼，但文化发展落后于中原的楚军，似乎并不把“军礼”当回事儿，就如同不把周王室当回事儿一样。在后来的韩非子看来，战争应当是一切道义的例外，“繁礼君子，不厌忠信；战阵之间，不厌诈伪”。

春秋中期以后，礼崩乐坏的趋势已经无法阻挡。面对无处不在的“诸侯僭王命”和“陪臣执国命”，严守周礼的孔子抨击季孙氏说：“八佾舞于庭，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

春秋末期，晋国的实权落入智家、赵家、韩家、魏家之手，后来，赵、韩、魏三家联手消灭了最大的智家，晋国亦为三家所分。公元前403年，周天子正式承认三家为诸侯。

在中国历史上，“三家分晋”常常被视为春秋与战国的分水岭。司马光的《资治通鉴》便以此开篇，以为当头棒喝。

“初命晋大夫魏斯、赵籍、韩虔为诸侯。”在司马光看来，三家分晋的事实，远不如周天子承认这个既成事实重要。这代表着周礼的崩坏。

作为春秋五霸之一的晋国灭亡了，而作为战国七雄之三强的韩、赵、魏三国诞生了。

三家分晋也为秦灭六国埋下了伏笔。晋国雄踞中原，傲视天下，秦国根本无力以蛇吞象；晋国分裂，中原丧失重心，秦国便可各个击破，蚕食原来晋国之地，中原败亡遂不可避免。

战国末期，秦国与六国的关系多少类似于智家与魏韩赵三家。处于强势的秦国对六国步步进逼，恣意欺凌，动辄刀兵相加，但六国并没有像三家早前那样，联合起来灭掉秦国，反而次第为秦所灭。

司马光说：“智伯之亡也，才胜德也。”其实秦灭六国，也是“才胜德”。毕竟战争靠的是能力而不是道德。

东周晚期被划分为春秋和战国，其实是出自两部书：“春秋”来自孔子整理的《春秋》，“战国”则来自刘向编订的《战国策》。

春秋时期实行井田制，每一块土地都很整齐，“周道如砥，其直如矢”，便于兵车驰骋。春秋后期，人口剧增，井田制崩溃，出现了私田，私家的黑田，不可能再是四方四正，也不可能有固定的面积。

原有的道路系统被破坏了，使战车运动受到严重阻碍。所以，随着私田的大幅度增加，车战所赖以自存的主要战术特点——机动性，也就逐渐丧失殆尽了。

从更大的范围来说，战争的地理条件也发生了巨大变迁。

殷周时期的主要活动地区在黄河中下游平原，这里的地形广阔而平坦，是非常适宜战车驰逐的“疆场”。例如成汤伐夏的战场鸣条，周武灭商的战场牧野，春秋时期几次大战，如长勺之战、城濮之战、邲之战、桂陵之战、鄢陵之战，都是利于发挥车战优势的平原地带。

但到了春秋后期，边疆地区力量迅猛发展，纷纷问鼎中原，战争的区域越来越广。楚国向南拓展，势力达到湖南、江西、云南和贵州，燕赵两国向北发展，秦国南伐巴蜀，西攻义渠，置陇西北地诸郡。这一时期的战争，不仅发生在一马平川的中原大地，更主要是在北方的山地与江南的水网地区。这使得战车无用武之地，只能更弦易辙。

韩非曾笑话齐景公“释车下走”——哪怕再好的良马和驭手，遇到山路，也不如步下行更快。这在后来已经不再是笑话，而是普遍现象。

晋国和郑国多次与北方的狄戎发生战争，战车不仅没有发挥作用，甚至成为累赘，有时候不得不“毁车以为行”。南方的吴越在战争中，更是完全依赖步兵。

对于战车的实际作战效果，从事古代兵器考古的杨泓先生始终持保留意见，许倬云先生似乎也对此表示认可——

古代战车在作战上究竟有多少用处，颇有疑问。有人以为战车上的射士，在快速奔驶的战车上发射，可以发挥十足的威力；反对的意见则认为，战车硬轮在崎岖不平的路面上行驶，必至颠簸不堪，反而影响了箭的准确性。若以车上执戈战士的冲击力来说，由于车前有马及车辕的长度，战士对刺的可能性很小。只有在两车错毂交驰时，战士可以互击，而车轴的长度减小了击中的范围，两车速度的和，也使这一互击的时机缩短为短促的瞬间。因此，车战的功能，大约只是迅速将战士运送到战场，车上的指挥官可以利用车台，取得较好的视野，以旗帜与金鼓指挥军队进退。主要的作战人员，也许仍是那些随车的甲士与步卒。

战车时代，战争以诚信为本，讲究“贵偏战而贱诈战”，“结日定地，各居一面，鸣鼓而战，不相诈”。这是战车方阵作战的必然要求。

但随着弓箭特别是弩机的出现，四平八稳的战车战争，越来越满足不了野心勃勃的君主对战争的欲望，战争的作用被极度放大，战争的规模和限度也随之失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