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立一米八的大个子， 方脸浓眉，风流洒脱。他时常是一袭黑色风衣，蛤蟆墨镜，尤其是那一头自来卷的黑发，粗壮结实，轻轻一甩，能听见与空气摩擦的声音，自称气死发廊。如果再戴上个礼帽，肯定与《上海滩》里的强哥有一拼。我们几个同龄人羡慕的不行，都说，什么时候有了他这风度，女孩们保证在身后排满一车间。唯有王立骑的那辆自行车，有前闸没后闸，动不动就没气，除了铃铛不响哪儿都响，与他的风度不相配，更比不上强哥了。

王立不爱说话，总是很深沉的样子，兜里随时装着两盒烟，一盒一块的，给自己和我们抽；一盒三块的，要面子的时候抽。钱呢，一般不过两块，那是准备自行车扎了带补车用的。他比我们都大，二十六七，早到了结婚的年纪。别人给他介绍对象，他却神神秘秘，也不说见也不说不见。介绍了几次，气得媒人就不跟他说了，转向我：“要不给你说说？”我说介绍剩下的我不要，咱有志气。

那时我开车床。王立长得帅，开数控车。数控车专门有个小屋子，跟大车间一门之隔，算是享受空调单间待遇，当然是为数控车准备的，不是为人。没事儿我就躲进这个小屋里吹空调。王立呢，输完程序，就找几支粉笔，在地上乱写乱画，写的都是些莫明其妙的方程式和数学符号，有时画一个大圆圈，里边有几个边啊角啥的。问他干吗，王立说：“你们不懂，我正在算1+1呢。”有老工人一撇嘴：“一加一还用算？”王立用深沉的眼光回敬：“知道哥德巴赫吗？我算的是哥氏猜想。”

赶上王立倒霉，有一次厂长带着外单位来人参观，没通知就进了数控车的小屋。见满地画的数学公式和圈圈，一愣，立马反应过来，跟外单位人说：“这是我们的数控车间。这里的数控铣床，数控电火花切割机床，都是国内一流的。”然后一指王立：“我们单位的程序员，大学生。”又装作不高兴的样子：“今后编程别在地上，去办公室领点儿信笺纸。”

其实他和我一样，高中毕业而已。

过了一会儿，厂长一个人又进来了，虎着脸：“你看你把这车间地面乱画的，你还是小孩儿吗？”王立倔强地一扬头一甩发：“你不懂，我在算哥氏猜想。”厂长问：“你算什么？姓哥的是干什么的？”王立便不说话，背对着厂长。我赶紧说：“是卖驴肉火烧的。”厂长又说：“好好的不卖驴肉火烧，想这些干吗？”

于是就把王立调出了数控车间，专门去锯圆钢，老粗的那种，锯下来再上车床。偶尔也让他回来，帮着编编程序。那是个最无聊的工作，一个人坐在厂区一角的原料库门口，拿着个钢锯开始一下下地消磨时光。王立每天沉着脸提着钢锯坐在那里，一下一下地拉着。只不过，他把工作服改了，加长加肥，改成了个风衣。这样他就有两件风衣了：上班穿一件工作服风衣，下班穿那件自己视若珍宝的黑风衣。

有一天，厂里的女团支书找到我们，问谁去参加演讲比赛。团支书人长得很妩媚，离婚了。没等我们发言，王立就满脸笑容地举手：“我去！我的特长就是唱歌演讲登高山。”见他这么着急，我们几个就没再举手。他便开始准备让他辉煌一个月的“学雷锋爱拼搏”演讲比赛。居然得了二等奖，没奖钱，只有一相册。后来，便经常看见他跟女团支书在一起说话，团支书站着，他坐着拉钢锯。还有一回，我们看见王立和女团支书去电影院了。那年月，男女在一起去看电影意味着什么，大家都很清楚。

可没过多久，王立又恢复了原来的样子：深沉着脸，一边锯圆钢一边在地上乱画。一个星期天，他骑着破自行车找到我，说：“走，爬山去。”我正闲得无聊，便和他一口气骑到远郊的山边。要不是中间他的自行车坏了两次，我们还能更快些。

来到山顶，他把带来的两瓶啤酒打开，给了我一瓶，自己一仰脖就喝完了，然后大喊几声，任回声在山间回响，任目光射向远方的山脊。我问他跟团支书怎么样了，他抽了一口仅剩的一支三块一盒的烟，说：“别提了，这是我谈的第二十一个。”说完扬起手中的瓶子，向山下狠狠地扔下去，眼角忽然有一两滴泪闪现着。

第二天他便出事了。他吃了一百片安眠药，家人早晨才发现的。送到医院，洗胃打针输液折腾了半天，命保住了，人有些犯傻了。这时候我们才知道，他家里兄弟六个，母亲瘫在床上，父亲得了喉癌，脖子下边让医生开了个手指粗细的洞，说不出话来。一家十几口人，挤在三四间平房里。王立更惨，在家里的小煤棚住着。

王立回来上班，已是两个月以后。此时，单位像住进ICU，越来越不行了。我们都开始自寻出路，当兵，上学，或是调单位，只王立在那里独自留着，仍在地上计算着他的猜想。

只不过，那一堆圈圈画画和公式之中，多了两个小人形状的图案，那可能是他的新猜想。

只是，他今后该用什么方程式去解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