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乾隆年间，江西南昌县有个知县叫张治堂。张县令思维明晰善断疑难案件，在百姓中口碑很好。

那年，有一起村民状告寺院僧人侵占其山地的案子。事情缘由大概是这样的：这个叫李四的村民，有祖上传下的山地20余亩，虽未连成一片，但东西南北四面界限清楚。近日李四发现有寺院的僧人伪造地契，在山地里掘墓埋葬寺院里的僧人，便具状控告僧人要求其迁葬归田。

张县令升堂传唤僧人询问，僧人辩解说：“此块山地是雍正年间他们的师祖用现银从李四父亲手中买下的，并没有伪造田契。”还当场拿出抄录的契文为证。

李四不服气，辩称说：“此乃胡说，我的父亲在乾隆三十四年间为此田产曾经跟村里人打过官司，前任县令经办此案，当时县衙画了山地四周地界的图纸，标明是我家地产，如果是雍正年间卖给了寺院师祖，因何图上没有注明呢？”

僧人也申辩说：“这是几十年前的买卖，我们哪里知晓当年的事由，只是按照我们保管的田契办事，哪里有错？”

李四和僧人坚持己见，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张县令叫他们暂歇，当场调取了库存案卷进行核查，细看下来果然如李四所言，卷里画的田产图示里的确没有标明此田产已经卖给寺院僧人师祖。但张县令没有据此作出僧人的契约系伪造的判断，他想或许是当年办案人疏漏了呢？

张县令又命调取僧人原契约查对，拿来一看是张白条，上面倒是清晰地写明，雍正十一年间，李四之父卖田给僧人师祖。李四说：“这张白条，连衙府的印章都没有，怎可为据。”张县令并没采纳，说道：“此时私下买卖常有白条为据，是为了避免缴纳官税，还不能就说是伪造田契。”

张县令接着传讯田契的代笔人，可几十年过去代笔人早死了，传来其儿子询问却也没说出个所以然来。张县令接着询问僧人：“你们在田里埋葬的是什么人，是你的师祖、师父？”僧人答道：“近日埋葬的是师叔，师祖和师父多年前圆寂时都是埋在自家的墓地里。”张县令不解地问：“为何不把你们的师祖和师父埋在这块山地里呢？”僧人回答：“我们以前不知师祖买了这块山地，是近日清理经卷时无意中在经卷箱里发现了契约，刚好没几天师叔病故，就把他葬在这里了。”

询问至此，张县令心里大致有数了，民间此类买卖房产地产的案件，首先要见证的是代笔的中间人，其次是盖了官印的契约。可这个案子，原来经手的买卖人和代笔人都死了，何况买卖双方的契约只是一张白条，加之僧人称此白条是在近日师叔死前无意中发现的，有什么可信度呢？参与办案的师爷也劝说张县令：“此案据现有的证据只能判定僧人伪造田契，侵占李四祖产山地，这样判决不会有什么错，可以使人信服。另外从田契的笔迹来看，是善于书写文契的人所写，此人或许就是教唆僧人争讼者，应抓来一起追究其责。”

张县令听了师爷的话，随即升堂令僧人招供伪造田契之事和同伙。僧人喊冤拒招，张县令下令掌责、长跪，接着审理其他案件，审问一件就询问僧人是否招供。一连审了4起案件，僧人挨了40个嘴巴，最后实在熬不过去了，大喊：“这块山地退还给他不要了！”但还是不肯认罪。张县令见状心想，他是口服心不服，看来还不能就此下定论。此时天色已晚，张县令叫衙役把僧人带下，明日继续审讯。

退堂之后，张县令就寝在床久久不能入眠。翻来覆去想到四更天再也睡不着了，爬起来立即吩咐衙役去传唤代笔人的儿子前来问话。待代笔人的儿子来到县衙，张县令在偏房询问道：“你平时以何为生，会不会写字？你的父亲在世时是做什么事情的？”代笔人的儿子答道：“在下务农，从未上过学，大字不识，俺爹在世时当过私塾老师，经常为乡亲做代笔人。”张县令又问：“你家里有没有你父亲当年代笔留下的文书字据？”代笔人的儿子想了想回答说：“记得旧箱子里有一本俺爹的账簿，上面记的什么不大清楚，代笔文契俺村里不少亲友家里都有。”

张县令当即命令衙役随他回家取那账簿来，还叮嘱一定要从邻居那里借取文契一并带来。这天上午，衙役和代笔人的儿子赶回来，送上取来的带有官印的契约5件和他父亲的账簿。张县令当场细细阅看，认真核对，代笔人的笔迹、画押、年份无异，而且还在账簿里发现真凭实据，里面记载着雍正十一年四月十七日连收三家代笔资费，第二家就是僧人师祖的法名，并注明笔资数额和为李四父亲及僧人师祖代笔买卖田产的事由。事情到此张县令总算喘了口大气。僧人没说假话。

事后再审，还僧人清白，张县令当庭向他赔礼道歉。李四控告不实但念其的确不知实情，并非恶意相告，训责一番宽大处理。案子虽结，可张县令为自己自以为是、没有坐实证据而任意责罚后悔不已，以至于他以后每临公堂看到堂上那“公正廉明”几个大字都内心惭愧，感到无地自容，从此以此案为鉴，更加仔细认真办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