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月日星期天晚上九点，我在家看电视。手机突然响起，是我的老板MTV电视台亚洲区的主管。当时我是台湾MTV的董事总经理。“Tom，你可不可以到远东饭店来一趟。我和总部的几位同事在这里。”

老板的办公室在新加坡，我并不知道他来了台湾，更不知道总部其他同事也来了。电话中我没有多问，挂上后立刻换衣服。我知道：这是大事。

二十分钟后我走进饭店咖啡厅，寒暄过后老板冷静地说：“Tom，台湾分公司必须裁员。”

我回想起半年前，进入MTV台湾分公司的第一天，老板帮我办了一个风光的Party。五十位同事齐聚在会议室，老板高调地介绍我，同事们掌声响亮，甚至有些夸张。我像得奖者一样一边挥手一边走上台，然后简短却坚决地发表了我对公司未来的愿景。我看到台下半信半疑的眼神，我提高音量，试图把大家的怀疑压下去。讲完下台，掌声比上台时更响。但我没有得意，只有压力。当我接下MTV董事总经理的职务时，老板明确地告诉我他的期望：我请你只为了一件事——增加公司的利润。

多么直接、诚实的期望!他没有要我打造品牌、没有要我振奋士气，他没有要任何虚无缥缈的东西。他只要所有老板和股东最需要的，也是所有专业经理人最应该给的“利润”。

上任后，我才发现“增加利润”并非那么容易。方法很简单，开源节流而已。但实行起来，四处碰壁。

“开源”就是要多卖广告。境内广告主买广告时以收视率为标准，MTV是专业的音乐频道，虽有忠实的年轻观众，但收视率比不上一般综艺台或新闻台。收视率不好，广告就难卖。

“开源”困难，“节流”就重要。公司有五十人，每月的固定成本是沉重的负担。“裁员”这敏感的字眼，像农药或味精，看不到，但一直在那里，洗也洗不干净，直到某一天爆发出来。

上任半年后，它爆发了。在远东饭店，老板说：“Tom，我们需要你留下来，但公司必须裁掉一些人。”老板打开桌上的数据夹，拿出一张纸，“这是我们建议的做法。”

听到自己没有被裁，我的紧张消退了，但立刻涌上的是沮丧。

他打开的，不只是数据夹，也是一罐小虫。建议做法包括裁员名单，我看着那张表，上面一个一个的名字，像虫一样，从我的眼睛，爬进我体内，接下来几天几夜，不停啃噬我的内脏。

我已在外商公司工作十年，看过裁员的场面。大家都喜欢雇人，没有人喜欢裁员。我们喜欢把裁员的老板看成猪狗不如的冷血动物，但他们也只是在执行资本主义中一件不悦的差使。资本主义也有很多快乐的事，如高薪、红利、股票选择权，但裁员显然不是其中之一。

所以我对资本主义，对于“裁员”本身，并没有情绪反应。当时我在远东饭店之所以沮丧，是因为连建议的裁员名单都出来了，我却从头到尾毫不知情。以至于几天前，跟同事一起吃晚饭，酒酣耳热之际，我还拍拍同事的肩膀，毫无保留地激励他们说：“我挺你们，我们一起大干一场!来，我先干为敬!”

那晚的会议结束后，老板送我走出饭店。他说：“Tom，公司对你还是有信心的。这次整顿后，我们一起再把公司做起来。”我没有响应，面无表情，坐上出租车。回家后，我的沮丧慢慢变成冷静的分析。

我凭什么沮丧?凭什么摆臭脸?这并没有不公平。公司付我高薪，给我福利，事先就说得很清楚：增加获利。我也答应了，薪水也拿了、花了。现在我做不到，公司亲自来做。天经地义!我做不到，要让总公司的主管牺牲周末，大老远飞来收拾烂摊子，是他们该摆臭脸，不是我。

决策过程中没顾及我的感受?这是哪里?我是谁啊?这是一家公司，不是心灵成长班。我是专业经理人，不是精神科的患者。长大吧，王文华!在竞争激烈的资本主义中，公司不可能时时刻刻顾及到每个人的感受。在你上任那天，公司非常顾及你的感受，给你办了一个既有面子又有里子的Party。但那是特例，不是常态。你不能把福气当成空气。

再说，当你这个月没办法交出预算书上的利润时，你可曾顾及老板的感受?于是我的情绪很快就平复了。接下来一整夜我想的，是更深、更重要的问题，为什么我没能达成公司交付的使命?为什么我失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