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不是一个商人，他应该是个政客，如果是个政客，他一定会是一个失败的政客。
姜勇身上有太多理想主义的东西，他喜欢说自己是一个“爱国老华侨”，目睹国内诸多之怪现状，他每每按捺不住，大声鼓与呼。“我们出去这么多年了，是旁观者。俗话说旁观者清，中国就像我们的娘家，娘家不好我们也觉得脸上无光。”
人到中年的姜勇留着寸头，很干练，双目炯炯有神。早年有过从政经历的他，咋一看有点像美国新任驻华大使骆家辉。
姜勇很早就到了澳洲，是国内改革开放后最早出去的留学生之一。如今的姜勇身为澳洲温可曼集团董事长、澳洲华商葡萄酒协会主席，在澳大利亚拥有着丰厚的葡萄酒资源，搭建了一个庞大的供货平台。
2011年4月在北京举办的2011年中国国际葡萄酒大赛上，温可曼集团旗下的温可曼百年老树西拉子、莫斯卡托气泡葡萄酒荣获干红和气泡葡萄酒两项金奖。
好的红酒不需要推销
《新营销》：你是如何与红酒结下不解之缘的？
姜勇：最开始我做的是建材生意。十年前，我带团回国考察，所到之处招待用的红酒喝得我直皱眉头。我心想：“这都是些什么红酒啊，国内的红酒太难喝了。”
那时候，朋友听我抱怨，就建议说：“澳大利亚的红酒很不错，为什么不引进一些？我们在国内喝不到优质红酒。”
就是这么一句话，让我认为自己责无旁贷，当时的目的很明确，就是为了让朋友们能喝到高品质的红酒。我从零开始认真学习红酒知识。
因为从小做事就有股狠劲和韧劲，我就想，既然做这块业务，就要做得最好，做到极致。
《新营销》：现在温可曼集团的红酒生意做得怎么样？客户群主要是哪些？
姜勇：现在温可曼集团在国内每个星期都有固定的供应量。我还没有想法，要扩大销售规模。因为还没有遇到合适的、志同道合的伙伴，而且时机也不成熟。
温可曼集团的优质红酒大规模地推向国内市场还不是时候，因为在目前的市场环境中，监管不到位，而且红酒的消费者辨别能力不够强，我担心自己的红酒大规模进入国内市场会遭到仿冒，最终淹没在诸多假红酒、劣质红酒中，结果是“劣酒驱逐良酒”。
红酒的销售渠道很庞杂，我们的红酒生意可以归到团购渠道。一开始只是朋友圈子，他们一箱一箱买。经过口碑积累，很多新朋友因为喝了我们的红酒，最终成为我们的忠实客户。
好的红酒会说话，根本不需要你去推销。
营销不是忽悠
《新营销》：现今很多商业巨擎大都在扩张自己的商业版图，有着远大抱负。你的抱负是什么呢？
姜勇：我的抱负是让更多的优质红酒进入内地，让消费者喝上放心的红酒，让中国人知道什么样的红酒才是真正的好红酒。这是一种梦想的延续。
从过去的小圈子普及到更多的人，而更多的人在我看来都是可怜又可悲的，因为他们不知道什么样的红酒是好红酒。更为可笑的是，我在国内听到这样的论调：红酒分为正牌、副牌，红酒不好喝是因为副牌的红酒就是这个味道。
难道食品能分正牌、副牌？难道食品不是追求高品质、追求高度安全？愚昧和无知是一对孪生兄弟。而国内的很多红酒从业者出于利益考虑，选择了沉默，更有动机不良者大肆忽悠消费者。
很多人慕名找到我，希望做我们的国内代理，但是都被我拒绝了。我希望遇到一个热爱红酒、品行端正的团队。因为红酒行业面临着暴利的诱惑，如果不是因为热爱和坚持，很容易走上赚快钱的老路子。
做红酒的人也有很多，但是我觉得他们的思路有偏差。他们不知道，红酒也是食品，如果品质做上去了，赚钱是水到渠成的事情。
做生意要有使命感
《新营销》：你怎么看国内的红酒行业？相关数据显示，虽然国内的红酒进口量逐年大幅度攀升，但是相对于白酒，红酒依旧偏弱，如何改变这种现状？
姜勇：国内红酒行业混乱的现状让我痛心。在这个行业，将红酒视为赚钱工具的多，但是心生喜爱的少；将红酒绑架上花里胡哨营销手法的多，但是真正从营销的源头产品上着手的少。
红酒在国内普及了这么多年，但是依旧没有上路，原因无他，就是因为一些劣质红酒、勾兑的假酒泛滥，导致这种食品在人们心目中的地位不高。
我经常在国内外两头跑，每次都有一个特殊的任务，每次回国都要给亲朋好友带上许多罐澳洲奶粉。我的手机里存储了不少“奶粉告急”的短信。我是个“超级奶爸”，很多家的孩子是靠我才吃上奶粉的。这背后是让人忧心的食品安全管理。法律制度不完善，监管者是否尽到监管之责？令人深思！
在红酒领域，很多乱象更是让人触目惊心。2011年年初，中央电视台《焦点访谈》曝光了中国最大的假红酒产地—河北昌黎。在河北昌黎，酒精加色素加水，不用一滴葡萄原汁，就能灌装成百上千乃至百万瓶“红酒”销往全国各地。而我在长城葡萄酒的酒瓶上居然看到写着“长城商标持有人中粮集团有限公司授权中粮华厦长城葡萄酒有限公司生产，厂址：河北省昌黎县”，不知道中粮集团对此做何解释？最近我看到茅台酒厂也不甘寂寞，生产“茅台葡萄酒”，不过，“茅台葡萄酒”的生产厂也是在河北省昌黎县。
不仅国内的红酒不靠谱，很多所谓的进口红酒实际上也是假酒。以备受国人宠爱的拉菲为例，和茅台一样，拉菲产量有限。真正意义上的拉菲酒要选用树龄在30年到40年之间的葡萄树上结的葡萄酿造，而且对葡萄的品质和窖藏环境要求极高。拉菲官网显示，拉菲一年的产量为1.5万箱到2万箱，每箱12瓶，也就是20万瓶左右。
而据国内媒体报道，光浙江一年的拉菲销量就在30万瓶以上，福建等地的销量也都超过10万瓶。这说明了一个问题：中国市面上流通的大量拉菲都是假货。而据《每日经济新闻》报道，各种冠以拉菲名字的葡萄酒，在中国市场的年销量在300万瓶以上，销售额接近100亿元。可以说，由于真正的拉菲产量有限且价格高昂，中国人喝的所谓拉菲大多数是与拉菲集团完全无关的冒牌货。
更可怕的是，不仅拉菲，还有很多所谓的进口红酒其实都是在国内灌装的，然后贴上中文背标，甚至有一些背标都懒得贴。如果询问他们有没有酒类流通许可证，回答通通是“没有”。我在考察市场时，在广州亲眼见到商家在店里手工贴酒标。
中国原本就缺乏红酒文化，而在国内特有的消费环境中，红酒跳出了原有的属性，被赋予了很多社会功能，成为一种生活秀。比如，红酒窖藏要求比较高，就是为了保证其味道纯正，但是前几年居然有人兑着软饮料喝红酒。“只在乎贵不贵，不在乎对不”。于是，即使花费不菲消费的是假红酒，却因为种种微妙心理，掩盖了消费假红酒的事实。
《新营销》：你心里揣着红酒梦，但你认为国内市场“风波恶”，在这样的市场环境中温可曼集团到底能走多远呢？
姜勇：不像国外，现在的中国人没有浓厚的信仰文化，有的只是“拜金教”。在国内谈论商业伦理是一件很费劲的事儿。但是，我认为如果真的想做大一门生意，走正途并满怀使命感你才能坚持下去。否则，可能你很快赚到了钱，但一旦遇到了困难，你就会失望地离开。
我坚信：“进窄门者得永生。”